蔣經國

對想瞭解今日台灣變化，一定要認識蔣經國此人。 自台灣八十年代過來的人無不稱贊蔣經國是一個傳奇人物。在蔣介石早年跟隨孫中山“聯俄聯共”北伐時，十五歲就激進革命的蔣經國在吳稚暉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俄語，通過邵力子介紹認識中共領袖李大釗和許多蘇聯人。1925年他就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曾加入過中國與蘇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在中大，王明、鄧小平等許多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都是蔣經國同校同學，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列精英。蔣經國是中大的寵兒，校長拉狄克長蔣介石二歲，是蔣經國的父親角色，而另一位蘇共重要領袖托洛斯基也器重這個中國領導人的兒子，蔣經國也成了忠誠的託派人物，連史達林也曾單獨接見過他。當時，蘇聯領導人都視蔣介石的兒子為中國革命運動未來的領導人，因為蔣介石那時已牢固掌握了中國軍權，是國民軍總司令，還沒有與蘇聯翻臉。托洛斯基被史達林逼出國門之後，所有託派都遭了殃。王明等人誣陷蔣經國，把他打成託派分子，送往西伯利亞改造。蔣經國在蘇聯前後十二年，當過電器廠學徒、下放當過農民、發配到西伯利亞當過煤礦工。蘇聯內政部一直對他嚴密監視，並威逼他幾次寫下譴責父親蔣介石的公開信。從“人質生活”開始，他對蘇維埃政權的性質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史達林一直把蔣經國當籌碼，多次拒絕蔣經國回國，以此來牽制蔣介石。他甚至把蔣經國從西伯利亞調回莫斯科，放在自己身邊作為棋子隨時用來跟蔣介石談條件。一場西安事變既轉變了共產黨的命運，也轉變了蔣經國的命運。蔣介石答應第二次國共合作，作為回報，史達林放蔣經國回國，由當時第三國際中共代表康生護送回家。1937年，在蘇共接受了十二年共產主義教育的尼古拉（蔣經國俄文名），結束了人質的噩夢生活，帶著俄羅斯妻子芳娜和兒子回來了。蔣介石對這個唯一的親骨肉兒子及帶回的混血孫子充滿喜悅，寬容了他的不忠，但要他先回寧波老家面壁反省、孝敬母親，並洗清滿是共產主義的腦子。

1939年蔣介石開始任命他去江西當專員整頓改造那裏的局面。33歲的蔣經國穿著草鞋、長衫活躍在江西基層，生活起居跟老百姓一樣。他一心以三青團江西支部作為團中央，召集精英在身邊打造國民黨的組織樣板模範。當時小蔣對手下青年團講了一句有名的話：“做官莫進來，發財請出去”。上司熊式輝向老蔣匯報小蔣成績突出，樹立了“贛南模範”，肅清了江西的煙、賭、娼、匪，但作風仍舊保持蘇共一套。1946年，蔣經國又受父親重托來上海打老虎，當時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依然影響他的思想，他經常以“大資產階級”來稱呼孔祥熙、宋子文這些宋家姻親，並與他們格格不入。老蔣周圍國民黨元老對蔣經國留蘇背景也頗為猜忌。蔣經國打老虎的結果是，把蔣介石老友、上海灘老大杜月笙的兒子抓了起來，並繳罰了杜維屏大筆款給政府，杜一怒之下遷移香港，還揭了宋家老底；蔣經國又把老舅宋子文公司封查了；還把姨父孔家搞得狼狽不堪，罰孔令侃600萬美元。那時上海人民拍手稱快，蔣經國一度陶醉在贛南經驗中。結果後母宋美齡的出面給他潑了一盆冷水，宋迫使老蔣叫兒子收手。蔣經國被迫屈服，含淚離開上海。走時他發表一紙聲明，向上海市民道歉。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時，失望的蔣經國一度想到把妻兒送去英美，但是他沒有錢供養他們，又不肯接受宋家的資助。他是個孝子，自然在這關鍵時刻也不忍心離開父親。

中華民國及國民黨創建人孫中山的遺言三步走是“軍政、訓政、憲政”。作為繼承人的蔣介石完成了軍政，北伐、統一了中國，他的訓政內容是“剿匪、抗日和戡亂行憲”，嚴格講是失敗的，中國人無法忍受國民黨一黨執政的腐敗和戰亂局面。1949年蔣介石帶了200萬軍民撤退到台灣，使台灣人口一下子暴增30%，從 600萬到800萬。美國當時預測會出大亂。訓政後期的蔣介石開始退居幕後，支持兒子認真推行改革。國民黨內部也痛定思痛，不斷反思自己的錯誤。由於大權移交到蔣經國手中，國民黨老朽的元老紛紛移居海外和退出政界，為蔣經國推行改革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有共產意識的蔣經國首先迅速、果斷地推動台灣省長陳誠主持的土地改革，有效推行孫中山未完成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當時台灣可耕地面積的21%屬於日本人所有，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沒收過來，出售給貧農。台灣的地主多數是親日派，土地改革強制地主大幅降租，它的成功立即產生重大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效應。此後七年土地改革的其他項目紛紛出臺，如：舊地主釋出土地，拿回政府給的公債及政府接收日產成立的公營事業的國有股票，終于演化成為新的資本家階級，政治穩定也緊緊聯系到他們的重大經濟利益，從此台灣農民成為支持國民黨的重要基礎。

蔣經國在台灣的權力日增，但他不改親民作風，一直利用星期天下鄉的機會與普通百姓保持接觸。從1950年起直到1978年出任總統，他的足跡踏遍全台灣320個鄉鎮，台灣幾乎沒有他不曾到過的地方。他經常不經預告就到普通人家訪問，甚至到當地的普通小館子隨便吃點午飯，也因此在民間交了不少朋友。花蓮小飲食店的老闆戴榮光說，“他伸手來與我握手，我這個手濕濕的，他不忌諱，說沒關系，……”台中美芳芋頭冰店老闆娘說，“他每次來穿著都很隨意，除非是帶外賓來才穿西裝，有時穿著非常舊的茄克，尤其那鞋子，鞋底都穿到只有薄薄一層了，像是該被丟了的那樣。”有時他還自備乾糧下鄉，或者偶爾不帶侍衛，自己開車到處走。一個夏天，蔣經國來到偏遠的六龜育幼院，一個遭父母遺棄失去了雙臂的小女孩對他說：“我沒有手。”蔣經國抱起她，“沒有關系，你還有腳”。就這樣，蔣經國陸續來了六次看望這個小女孩，在她國小畢業的時候還寫信給她，這個小女孩就是後來成為口足畫家的楊恩典。凡是接觸過他的人幾乎都有類似的描述，很驚訝蔣經國居家簡樸，毫無大官氣派。他身著長衫，親自端菜招待客人，孩子們滿屋子亂跑。有時他還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和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他每天六點半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台灣人公認：蔣經國絲毫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那種諂媚逢迎，反而具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追根尋底、忠勤任事。

孤立‧騰飛

1953 年蔣經國在台灣推行義務教育制政策。政府從大陸帶來的大量精英知識分子身上看到，自己最大的資源應是人力資源，所以開始長期精心培養人才。擴招大學生，鼓勵出國留學、辦各類機動性的技術專科職業學校，大力栽培高技術人員，為成為歐、美、日輕工業加工基地蓄聚人力資源。台灣經濟起飛之際，投入教育經費高達 GDP的12%-22%，而那時大陸連2%都沒有。台灣經濟擴張了十倍，農村越來越富裕，中產階級在受到良好教育後快速成長。在農業上，台灣政府制定以農業養工業，再反過來以工業促進農業的政策。台灣的農業改革很成功，農民技術一流，農產品、水果和茶葉品種優良。他們開始走出國門，去非洲亞洲傳授技術，幫助第三世界貧困地區，台灣的農技團（農耕團）以此聞名世界。

蔣經國本人曾幾次訪問美國，看到美國式的管理不是依靠從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制文化中契約的精神。在這種遵守公共約定的自覺中，人人追求創新力爭上游。這種現象對一向習慣於蘇聯式思辨的蔣經國而言，真是耳目一新，觸動很大。而最具說服力的仍然是台灣發展的事實本身。在美國受教育的大批知識精英，在蔣經國召喚下開始紛紛回台灣發揮作用。他們根據所學的專業，結合台灣的情況所制定的發展方案，確實行之有效。像蔣彥士（農業部長）、孫運璿（經濟部長）、李煥（黨部主任）等官員構成台灣第二代技術幕僚，他們是幫蔣經國完成十大建設與創造台灣經濟奇跡的重要助手。而第三代歸台精英中，當時有不少是外省難童身份或與其父輩一同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官員子女，他們在台灣讀完中學、大學再送去美國留學。像耶魯大學博士錢複、芝加哥大學博士連戰、柏克萊大學博士宋楚瑜、哈佛大學博士馬英九，還有蔣經國的兩個雙胞胎子女孝嚴、孝慈等等。而蔣經國也廣開言路、不具一格降人才，打破父親和國民黨老套做法，不分黨派、籍別（本土和外省）、階層，起用一切對台灣發展有貢獻的精英派人才，如康奈爾大學博士、農業專家李登輝等本土人。所以他的班子幾乎清一色是各類經濟建設、財貿管理專家。當時台灣完全是財經組閣，社會上流傳一句話，“不懂財經，不當官”。那時蔣經國發起全台灣人參加家庭工業化，搞各種外貿加工業，並引進海外技術、人才、資金，搞各種科學園區、高新科技園區、外貿加工園區。

從韓戰以後到1970年歲尾，台灣多數人不太關心世界局勢，他們只顧過快樂日子，生產加工廠一片繁忙，台灣島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特別要指出的是五十年代朝鮮戰爭與六十年代的越南戰爭都幫了台灣的大忙，台灣成了美國龐大軍事物資的生產供應基地，又得到美國巨額軍援經費，工農業得到快速發展。七十年代，台灣工業逐步轉向製造高科技產品。蔣經國看到台灣腹地小、土地窄、資源貧乏，制定以經貿起家的政策，發布五個獎勵投資法律條例，五年免稅出口代替進口，吸引海外僑胞回台灣投資，讓美國日本投資來台灣搞加工業，大量引進他們的技術，台灣出口加工業突飛猛進。

1972 年，台灣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尼克森訪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上開始轉向承認北京政權，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英國、日本等國相繼與台灣斷交，台灣外交危機四伏。加上當時世界能源危機，石油危機嚴重影響台灣發展，台灣面臨了雙重危機。這時蔣經國推行的十大經濟建設已經進行了一半，蔣經國用“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這名名言，激勵台灣人排除萬難。十大建設是在財政窘困的情況下起步的，包括興建東岸鐵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園國際機場、新港口、鐵路電氣化工程和石化、鋼鐵、造船大型企業等等，成本預算高達800多億，而當時台灣的外匯儲蓄也只有十多億美金，島內外反對聲不絕。台灣人懷疑、退縮、懼怕，有錢人紛紛撤離台灣，移居海外。民間投資也減少了，政府就把外銷貸款利率降低，降低出口成本，使出口增加；利用擴大公共建設支出，全面翻修台灣的經濟體制。

蔣經國這句名言給每個台灣人帶來福音，歷史証明他是正確的。台灣抓住了時代機遇，經濟在低潮後馬上爬起來，領先全世界複蘇，連續十年恢複到10%的增長率。高速公路、核能發電、鐵路電氣化在日後發揮了極大的功能。蔣經國所推動的十大建設，為台灣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規模。1981年，十大建設完工。 1985年，台灣出口列全球11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蔣經國領導的時代（特別後期）是台灣歷史上的黃金歲月，走過那一段路的台灣老百姓都清楚記得：自己是如何買下第一套漂亮公寓和汽車的？又是如何創辦第一家公司的？再是如何接到第一張海外訂單或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的……

1949 年以前，蔣經國在許多中外人士心目中，已經享有清廉、果斷、親切、務實、不擺架子、精力旺盛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大家公認他是真正關切老百姓福祉的官員。他的政敵認為他太理想化、天真、左傾，可是幾乎人人（包括共產黨私底下也承認）都認為他關心國計民生。但是1950年之後至70年代末，他卻被視為“白色恐怖”的執行者。

1949年，蔣介石帶著國民黨軍隊逃到台灣，逐步控制了台灣的一切。1950年至1965年是台灣經濟困難期，反攻大陸是老蔣的最高目標，薄弱的政府財政在很長時期內幾乎有50%必須用於戰備、教育，巨大的利益矛盾衝擊了原住民。在蔣介石接管台灣省之前，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起初使用高壓政策，鎮壓反日義士，後來推行同化政策，遷來大批日本移民，實施皇民化運動。盡管台灣民間抗日浪潮五十年沒停止過，但日本人在台灣也做了不少有利台灣發展的事，搞了不少基礎建設，如農業、制糖工業，公路、鐵路、港口等交通設施；民生方面，在台灣推行義務教育、改善醫療衛生、搞自來水工程、建立金融制度等等。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為推行大東亞共榮圈美夢，把台灣也作為重要後方供應基地，此時皇民化更嚴重，甚至在台灣全面推行日語教育。台灣本土籍許多精英人才從小接受日式教育，長時期的殖民地教育培養了不少親日的台灣知識分子，像蔣經國的接班人李登輝就是典型。日本統治台灣近五十年是太平年代，社會穩定，老百姓日子尚過得去。日本投降，台灣省被蔣介石接管時，中國還在內戰中，全國城鄉都處於民不聊生的境地。台灣人雖然愛國，但感覺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卻比日本人統治時還差。1947年，台灣爆發了反對國民黨的“二‧二八起義”，台灣本土人與外省籍的大陸同胞血刃相見，大批台灣本土籍義士被國民黨血腥鎮壓，死了二萬多人，其中包括許多本土籍台灣知識精英人士。國民黨借此建立起穩固的政權。“二‧二八”表明國民黨接管台灣新政的失敗、失德。國民黨解決不了族群、本土與外籍的矛盾，消除不了台灣民粹精神，台灣本土人也產生了一種被欺騙的感覺。為了安撫台灣人，蔣經國一到台灣，首先逮捕了鎮壓“二‧二八”的原台灣省主席陳儀，以陰謀勾結共產黨的罪名槍決，以此來平息台灣的民怨。但未站穩腳跟的國民黨對台灣繼續採取白色恐怖政策，台灣人民處在蔣家父子的獨裁專制的訓政期下，胡適為此在美國支持台灣的《自由中國》抨擊蔣氏獨裁專制政策，要求釋放主編雷震。

二十世紀70年代末，黨外勢力在台灣崛起，老兵上街抗議要回大陸探親，政治精英為民主捨身坐牢，讓蔣經國開始覺悟和反思。1979年夏，黨外人士黃信介等人在臺北創辦《美麗島》雜志，批評時政，主張“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12月10日，《美麗島》雜志社以紀念“世界人權日”為由，在高雄組織2萬多人集會，並在晚上舉行遊行，要求國民黨當局“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民黨當局則出動大批軍警進行鎮壓，導致流血衝突，有近200人受傷。“美麗島事件”發生後，152名黨外人士以“涉嫌叛亂罪”被抓扣，《美麗島》雜志被查封。也就在這個時候，蔣經國認識到光給台灣人帶來富裕是不夠的，吃飽肚子的台灣人現在要的是民主不是錢，美麗島事件就是例証。此時的蔣經國顯然明白了，過去在大陸，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餓肚子；而今天在台灣，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夠溫飽了，也夠聰明瞭，他們所掌握的財富與知識的資源越來越與政府等量齊觀，因此他們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政黨不再是他們的主人，而不過是他們利益的代理人。那時，國民黨內強硬派想再次強硬壓制，主張對施明德等人中一兩個處以死刑以示懲罰。蔣經國當時問台灣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該怎麼處置，沈勸告，“最好不要判死刑，我們終究要在這片土地上長期地生活下去的，血流下去了，就收不回來了。”在國際輿論壓力下，蔣經國沒有把任何人送上刑場，這也是他最後一次以軍法伺候異議人士，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蔣經國曾對屬下感嘆說：“權柄，很容易去用它。難的是，什麼時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是國民黨的惡名與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與開放，否則永不安寧。”1981年，台灣人在經濟上讓全世界看到奇跡，政治上讓全世界也看到了台灣人三民主義理想的實現。當時蔣經國認真聽取社會人士的忠言，意識到一黨專政不是最好的境界，只是過渡到憲政的暫時訓政階段，最後的理想還是還政於民，實現憲政。他下決心開黨禁、言禁，他對英文秘書馬英九說“解禁應該越來越寬，不能換湯不換藥。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制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事後他用強硬手段要國民黨把民主與自由逐步還給台灣人民。

1986年，李光耀拜訪蔣經國時私下長談，蔣告知李決心改造台灣政治體制的計劃，用“逐步推進”來完成政治改革計劃。1986年9月28日，135 個反對派領導人在臺北市園山大飯店集會，成立反政府的民主進步黨。國民黨政軍要員迅速報告蔣經國要求堅決採取措施，警備總部向他提交抓捕名單。生病的蔣經國坐在輪椅上接待他們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國民黨過去太驕傲、太自負，抓人解決不了問題──政府應該避免衝突，保持鎮定。”在中常會上，蔣經國壓制和安置了許多年邁的死硬派，這些人對著他大聲直斥：“叛國！叛徒！”並向宋楚瑜抱怨：“經國太軟弱了，他應該像他父親一樣，把這些反對黨人士丟到海裏去。”軍統藍衣社的“鐵血愛國會”舉行集會，以血書要求蔣經國逮捕叛亂分子，蔣經國再次壓制了激進派。已經下不了床離不開輪椅的他，指派中常委研製“政治革新”方案，他向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表達三點意見：第一，國民黨需要徹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開的政治制度裏競爭。他說：“如果我們不重振國民黨活力，人民會拋棄黨──甚至黨員都會流失。”第二，推動“全面政治民主”，取消“戒嚴”、允許民眾自由組黨、“國會”全面改選、解除“報禁”。第三，兩岸統一。他說：“我們必須採取主動，踏上統一之路。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怕將越來越難獨立存在。”

蔣經國的一生充分說明“獨裁者也會起變化”，他是屬于明智、越來越開明的領導人，正是其父蔣介石的教訓帶給他深刻的反思與進步。

1984 年蔣經國考慮接班人。蔣氏父子在台灣一手提拔的要員，第一代有林洋港、俞國華、李煥、郝柏村、孫運璿、謝東閔、沈昌煥、倪文亞，中生代有宋楚瑜、連戰、陳履安等，這些人都有實力。但在蔣經國眼中最適合成為接班人的卻是當時任副總統的謝東閔、行政院副院長林洋港和台灣省主席李登輝。結果蔣經國選了李。原因有三，第一蔣經國要借李登輝本土人的身份來處理台灣政治本土化時可能發生的族群間和諧問題；第二是李登輝的國際觀，畢業于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自己本人是農業經濟專家，魁梧高大的身形頗具領導人應有的風度；第三蔣經國認為學者氣質濃厚的李登輝做事認真，不做生意，沒有利益關系，對權位不忮不求，一向保持平常心，是個基督徒。蔣經國在台灣推行的“吹台青”政策，培養了大批像李登輝這樣的本土化精英，他在晚年看清台灣“本土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一次次約見李登輝，把自己的抱負、理想，以及對中華民國新紀元的展望，一遍又一遍詳細地敘說給他聽；並表示只有加強台灣的本土化國民黨才能生存。後來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強力推行國民黨本土化，並對台灣民主化起到了關鍵作用，尤其是總統直選。根據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規定訓政期為六年（1935年完成），但是直到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看到條件成熟宣佈解除持續了38年的“戒嚴令”，台灣才真正告別訓政期。蔣經國終于幫父親完成了國父孫中山的遺願進入憲政期。在中國歷史上，對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蔣經國來說，中國社會的專制化背景，使他們都強烈的感受到暴政的困境，但他們之間在專制化程度上存在明顯的強弱差別，這種差別就是封閉的專制化社會向開放的自由化社會的演變過程。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的是鄧小平，而最徹底的是蔣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