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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佔領台灣50年期間的所作所為

日本佔領台灣50年期間的所作所為

1895年4月17日,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把台灣島及其所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地的主權讓與日本。《馬關條約》是近代中國所受到的極為慘痛的一次宰割,兩岸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開發的寶島一朝斷送。從此,中國的寶島台灣陷入日本的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

  割讓的消息一傳開,舉國震驚,朝野上下群情激憤,迅速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割臺鬥爭。台灣民眾的反應尤為強烈,人們奔走,鳴鑼罷市,擁入官署,抗議清廷賣國割臺行徑,決心誓死抗日保臺。4月18日,《馬關條約》簽署的第二天,台灣愛國義士丘逢甲憤而割破手指血書“拒倭守土”,並特地上書清政府廢約抗日。

  在上書無效的情況下,5月25日,丘逢甲聯合台灣巡撫唐景崧組建義軍,唐景崧坐鎮台北,黑旗軍首領、清軍愛國將領劉永福駐守台南,丘逢甲則居中,準備抗擊日寇。但因組織倉促,6月7日,日軍攻佔台北,丘逢甲的義軍宣告失敗。6月17日,日軍統帥樺山資紀在台北宣佈建立殖民統治政權,宣佈台灣及澎湖列島“歸入大日本版圖”,並定此日為所謂的“始政日”。

  日軍雖然佔領台北,但台灣人民的反抗鬥爭卻更加猛烈地在全臺展開。各地軍民紛紛組織義軍堅持抵抗日軍入侵。在台中門戶新竹,台灣義軍與日軍持續作戰一個多月,先後進行大小戰鬥20餘次,殲敵近千名,最終因為軍械不繼,糧食斷絕,新竹失陷。繼續南下欲侵佔整個台灣的日軍,處處遇到台灣義軍和民眾的抵抗,8月底,有2000餘日軍斃命。當時,有侵略者哀嘆道:“原以為台灣不過巴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眾即可一舉殲滅,而結果證明,輕信這種結論是錯誤的。”

  台灣軍民的抵抗使日軍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中旬,日軍先後調集7萬餘人,傾巢進犯,大舉進攻台南重鎮嘉義。台灣義軍奮勇抗擊,以一當十,毫不退縮,戰鬥異常慘烈。抗日義軍首領徐驤身負重傷,仍躍起高呼:“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壯烈犧牲。10月21日,日軍趁守軍內無糧餉、外無強援的情況下,攻陷台南,守將劉永福被迫登船退返大陸。至此,台灣人民抗擊日本佔領的有組織鬥爭告一段落。

  從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強暴的台灣軍民前仆後繼,奮勇殺敵,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臺篇章。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慘重代價,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誠被擊斃,4800名日軍被打死,近一半的日軍被打傷。日方曾有記載:“不論何時,只要我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裏,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裏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總督命令即為法律”

  1895年11月18日,樺山資紀向日本大本營報告,台灣全島完全平定。然而,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卻沒有停息。為了鎮壓台灣起義,實施殖民統治,從1895年至1919年間,日本派出7任軍人總督,進行殘酷的軍人專政。

  1896年3月,日本將台灣劃歸拓殖省管轄,頒布《台灣總督府條例》及相關條例,規定“在台灣,總督命令即為法律”的獨裁製度。為配合這種總督制度,日本在台灣又建立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在台灣全島布設警察網,州、廳、市、郡乃至街道都有警察部門,警察以日本人為主體,負責各類政務。警察遍及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成為伸入台灣民眾日常生活的鬼魘和直接屠殺台灣民眾的劊子手。從此,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警察社會。以1902年為例,全臺設有10個廳、97個支廳、992個派出所,以後最多時各類警察機構達到1500餘處,警察1.8萬餘人。在台灣的經濟發達地區,每隔兩三公里就有一個警察機構,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警察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當時,台灣民間嚇唬小孩兒有一句慣用語:“大人來啦!”所謂“大人”就是指當時的兇惡的日本警察。

  為鎮壓台灣此起彼伏的各地起義,日本派了大量軍隊、憲兵和警察維持秩序。1897年,日軍實行“三段警備法”,將全島分為三個地帶:“安全帶”主要指一些大城市和大村落,由警察負責治安;“不穩帶”是義軍經常出沒的地區,由憲兵和警察協同警備;“危險帶”是抗日義軍駐守區域,由軍隊警備,輔以憲兵進行討伐。這一措施進一步加強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的武力統治。

  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又實施“保甲條例”,將保甲設為警察軍事統治的輔助組織,規定10戶一甲,10甲為一保,全保全甲內部連坐,只要一甲之內某戶出現“犯罪”,同甲戶的人都會受懲罰。這種毫無道理的連坐案件在日據時代年年都有數百例。另外,日軍還組織壯丁團,接受警察當局指揮、監督,成為日軍剿殺抗日義軍的炮灰。到1943年,全臺共設保6074個,設甲5.8萬個,控制戶數達50餘萬戶;壯丁團團丁最高時達到13萬多人。這樣,保甲制度以一種“以臺制臺”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台灣民眾,成為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出現“饑餓輸出”怪現象

  在建立殖民統治制度的同時,日本沒有停止瘋狂的剝削和掠奪。從1895年開始,日殖民當局先後頒布了關於土地的若干條規則和條例,強佔全臺94.15%的山林原野和75%的土地,台灣許多農民破產,被迫逃亡。

  日本殖民當局強佔了台灣絕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後,對廣大農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殖民者收取高額土地稅,實現其“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殖民統治的經濟模式,全面改造台灣地區傳統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條件,還將大量糧食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據統計,到1934年,台灣輸入日本的稻米已達51.5萬噸,佔台灣當年稻米生產總量的一半左右。糧食掠奪般地輸往日本,造成物產豐富、土地肥沃的台灣島內糧食嚴重缺乏,歷史上稱這種殘酷而又“怪異”的現象為“饑餓輸出”。

  除了糧食,台灣其他豐富的物產也成了日本掠奪的目標。日本殖民者對食鹽、煙、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還把在日本國內禁止吸食的鴉片在台灣實行專賣,毒害台灣人民。日本殖民當局於1897年3月最先設立了台灣制藥所,對鴉片實行專賣。接著又於1899年5月和8月先後設立了台灣鹽務所和台灣樟腦局,對食鹽和樟腦實行專賣。最終於1901年6月在台灣總督府內正式設立了專賣局,統一負責掌管整個台灣地區的全部商品的專賣事宜。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經濟掠奪尤以制糖業最為典型,曾有歷史學家稱:“一部台灣糖業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日本殖民當局無理地規定,台灣蔗農生產的甘蔗只能賣給當地日本控制的制糖會社。通過強制性的壟斷,每年90%以上的台灣糖輸入日本,台灣的糖價也一跌再跌,台灣蔗農成為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奴隸。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灣的經濟管理部門成為吮吸中國人民膏血的魔鬼,台灣成了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原料、加工基地。這種掠奪激起了台灣同胞的滿腔怒火,他們紛紛揭竿而起,繼續進行抗日鬥爭。

  1895年12月13日,就在第一任日本殖民台灣的總督樺山資紀宣佈“全島完全平定”的二十幾天后,黑旗軍舊部林大北在宜蘭起義,打響台灣淪陷後抗日的第一槍。
“抗日三猛”奮勇抗日

  林大北的起義喚起了各地臺胞的反抗意識。全島民眾雲集響應,逐漸形成了以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鐵和南部林少貓為主的多支抗日義軍。此三人當時被稱為“抗日三猛”。

  1895年12月31日,簡大獅聯合各路義軍數千人圍攻台北,雖因武器簡陋未能破城,但讓日本殖民台灣的首任總督見識到台灣強大的反抗力量。接著,簡大獅率義軍,屢屢在各地重創日軍,使日本佔領當局寢食難安,將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1898年,簡大獅遭日寇圍剿退到廈門。清政府軟弱怕事,竟引渡簡大獅給日本。1901年,簡大獅就義於台北監獄。

  中部義軍以柯鐵為首,一直堅守在雲林縣附近的大坪山上。1896年6月,柯鐵率領各部義軍出擊,收復雲林、鹿港、彰化和嘉義等地。1900年2月,柯鐵不幸病逝,餘部被日軍逐個擊破。

  南部林少貓的義軍主要活動在台南鳳山一帶,行蹤飄忽不定,不斷給日本殖民者以打擊。1898年12月,林少貓集合數千義軍攻打潮州,與日軍血戰三天三夜,令日軍聞風喪膽。1902年,林少貓不幸被日本佔領當局騙殺,餘部離散。此後,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鬥爭由大規模的起義開始轉入零星的反抗。

  零星的反抗給了日軍可乘之機。日本殖民當局調集軍隊、警察開往各地鎮壓起義,隨意屠殺當地台灣民眾,犯了滔天罪行。比如,在1896年“大平頂事件”中,3萬台灣民眾被屠殺;在1901年“後壁林慘案”中,3473人被屠殺;在1902年“噍吧篍事件”中,3萬餘人被屠殺;在1913年12月“苗栗事件”中,1200餘人被屠殺。有的學者統計,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被日寇殘殺的台灣民眾達60萬人。

  用“生物學原則”統治台灣

  日本施行暴政反而加強了台灣民眾的團結意識,日本殖民當局不得不正視到中國人民的強大和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日本殖民當局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向日本大本營建議,治臺必須建立在“生物學原則”基礎上,揚言實行“科學的殖民政策”,既要鎮壓各地起義,建立統治機構,又要採取集中漸進的同化主義政策。

  在後藤新平的影響下,日本先派出7任軍人總督,以軍人專政的方式平定台灣各地起義。1919年10月,日本殖民當局改軍人體制為軍政分立制,派出了9屆文職總督實行同化政策,籠絡台灣民眾,企圖達到永久霸佔台灣的目的。

  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語的教育。日本殖民當局設立“公學校”和“國(日)語傳習所”,專門教授日語,培訓日本特色的文化內容,比如武士道的劍術等,灌輸日本民族精神。??用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日本對中國的鄙稱)去。”禁止漢語、普及日語,是日本同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另一方面,奴化教育又防止台灣民眾接受高等教育。從中等教育開始限制中國學生所學專業;高等教育更是明顯。在這種奴化教育下,台灣基本上找不到一所適合台灣百姓的中等以上教育機構。這種歧視連日本國內教育家都無法忍受,紛紛撰文進行批評。迫於壓力,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決定,日語好的台灣兒童可以進入好的中學,並與日本學生同校學習。日本殖民當局以此鼓吹,台灣教育已經沒有種族差別,實際上這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殖民教育對台灣百姓的歧視。台灣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享受,而且除了醫學專門學校及台南高等商業學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學校都在日本國內舉行考試。在日本霸佔時代,帝國大學(後來的台灣大學)內日籍學生佔80%以上,中國學生不到20%。教學內容更是以傳播殖民主義文化為主,有關中國的歷史、思想、文化均在排除之列,以從根上切除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
1936年,為配合日軍全面侵華,到任不久的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即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主要內容是,進行親日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極力消除台灣民眾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

  在推行“皇民化運動”後,日本殖民當局進一步強制推行日語,設立3832處日語講習所,連居住在山區的高山族人都必須使用日語。接著,日本當局又強迫中國人從生活習俗等各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齊。日本殖民當局下令撤銷春節等傳統節日,燒燬台灣民間的諸家神靈,專設日本的天照大神,並且強令在10月27日都要祭祀;中小學則規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台灣家庭必須使用日本式的家庭用品,婦女必須穿和服;吃飯要吃日本料理;行禮要行日本90度的彎腰禮;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葬禮要採用大和安葬式。為挖掉台灣民眾身上的中國根,日本殖民當局後來還禁止中國人使用中國名字,僅在1941年,被迫改名的台灣民眾就有7萬多人。

  把台灣作為侵華的戰略棋子

  隨著侵華戰爭的深入,日本殖民者把台灣設為戰略棋盤上的一顆重要棋子。1942年9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大東亞省”管轄新佔領地區,而將台灣、北韓等戰前就已霸佔的領土置於“內務省”管轄之下,妄圖將台灣“內地化”。

  戰爭期間,日本在台灣先後修建了數個機場,作為轟炸中國大陸和太平洋地區的前哨基地。日軍攻佔南京、侵略華南所依賴的空中力量也都來自台灣的基地。

  為了補充兵源和軍費,日本殖民當局一面強迫開展“金報國運動”,發行“奉公債券”、“報國債券”,挨家挨戶搜刮民間藏金,僅1944年,台灣負擔的日本軍費高達1.5億元,人均收入的35%都被用於日本軍費;另一方面,日本殖民當局以“臨時勞務部”的名義,強迫大批台灣勞工到中國大陸、東南亞等戰場充當軍夫、翻譯、護士等工作,同時,修改兵役法,強迫台灣青年參加侵略戰爭。據統計,20多萬人被日本侵略者強徵入伍,3萬多人戰死。

  日本這種殖民暴行使台灣民眾積聚了滿腔怒火,許多愛國志士有的紛紛返回大陸,為抗日大業盡一份力量;有的在島內組織政黨,進行合法手段的鬥爭和宣傳;有的創辦刊物,為反對殖民統治吶喊助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人民奔相走告,無不歡欣鼓舞,台灣各大城市人山人海,歡呼聲、鞭炮聲響徹雲霄。所有人都在等待著重新回到祖國懷抱的光復日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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