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馭武 歷史上的監軍制度

　　自從春秋時期開始任命將軍領兵出戰，對於擔任將軍的戰地指揮官的種種監督、防範制度也就開始形成。春秋時期齊國穰苴要求齊景公派“監軍”，就說明了這一點。但是戰國時期的對於戰地指揮官的監督制度具體情況不清楚，現有史料中也沒有明確的朝廷派出“監軍”之類的監察官到戰區執行監察的記載。秦國在各郡都派出“監禦史”，禦史是皇帝周圍的文官侍從，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進行監視，這或許就是從監察戰區指揮官的職務發展過來的。
　　在北軍中擔任“軍正丞”(負責軍法的軍官)，他家境貧困，沒有車馬，經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關係很好。北軍有個監軍禦史，是個貪官，將北軍的軍營營牆開了門洞作市場，從軍營外運了百貨進來高價賣給士兵。胡建並沒有權力去審判監軍禦史，他就和親近的士兵約好，在某天校閱軍隊時，他招集這些士兵登上指揮台，將監軍禦史當場抓起來砍頭。北軍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卻不慌不忙取出早準備好給皇帝的上書，其中說：“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而監禦史公然打破軍營做買賣，敗壞軍營勇猛氣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來審判，禦史是沒有死罪。但是按照軍法：‘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因此我自己做主，將禦史處斬，冒死報告。”漢武帝反而覺得胡建敢做敢為，下命令說胡建按軍法從事做得對。
　　東漢時期由朝廷派出監軍已是制度，並且提高了監軍的職權，一般由朝廷命官擔任“監軍使者”。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職級別，在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代理總指揮，從而開創了後世文臣領軍、以文馭武的先例。西元48年，湖南一帶的少數民族起兵反抗漢朝統治，漢將劉尚兵敗戰死，當時伏波將軍馬援已經62歲了，仍然向東漢光武帝請戰，說自己還能披甲上馬。光武帝親自看他上馬後，才同意他帶4萬多援軍出征。並委派已在前線的朝廷官員“謁者”(官稱)宋均為監軍。第二年這支大軍到達前線，在初戰獲勝後就陷入遊擊戰的泥潭，不斷遭遇襲擊，但卻找不到敵軍主力。暑熱季節來臨後，傳染病在軍營中爆發，馬援自己也病死在軍營中。光武帝很著急，又派了虎賁中郎將梁松趕到前線責問馬援，接管指揮權。梁松和馬援關係一直不好，到了前線就誣告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就剝奪了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沒有打贏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見可能要全軍覆沒，就和諸將商議是不是和對方停戰和談？將軍們都不敢發表意見。宋均說：“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於是毅然偽造詔書，派人去和對方談判，保證不再追究造反罪責。當地少數民族除去了幾個好戰分子後，紛紛解甲歸田。宋均率領軍隊回朝，還沒進洛陽就先自劾“矯制”罪。光武帝卻下令嘉獎，派人迎接，賜給金帛，要他先回家探親。以後視宋均為心腹之臣，有疑難問題經常請宋均出主意。
　　東漢末年宦官專權，監軍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將領。西元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漢朝，打到江陵一帶，東漢地方長官紛紛逃跑。東漢桓帝拜“少學《春秋》、《司馬兵法》”的馮緄為車騎將軍，領兵10萬進行討伐。並授予馮緄全權：“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禦。”可是馮緄知道自己和太監關係不好，惟恐被太監陷害，就請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監頭目)為監軍。當時還沒有太監監軍的先例，因此有大臣為此彈劾馮緄“失大臣之節”。桓帝也沒有同意馮緄的請求。後來馮緄平定荊州回師後，監軍使者張敞按照宦官佈置，彈劾馮緄帶了兩個穿軍裝的丫鬟出征，還在江陵為自己“刻石紀功”。文官們則為馮緄辯護，認為這兩件事“罪無正法”，不應追究。正好長沙又發生少數民族起義，於是桓帝以“盜賊復發”為理由，罷了馮緄的官。
　　黃巾大起義爆發後，各地戰事頻發，太常卿劉焉建議將各州刺史職權提升為掌一地軍政全權的“州牧”(原來刺史只是監察官，沒有行政權力)，得到漢靈帝批准。劉焉領益州牧，並且被任命監軍使者，以此掌握軍事指揮權。這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成為慣例，刺史不是兼任都督，就是兼任監軍，具有軍事指揮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慣例是：如果朝廷官員是以“持節”或“假節”為監軍的，就是戰區的最高統帥，具有實際指揮權；如果僅僅是監軍頭銜，則只有監督權和指揮否決權，在未接到明確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揮權；而監軍禦史只有報告權，沒有干預指揮權力。如255年魏國大臣文欽、毋丘儉起兵討伐司馬師，司馬師以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實際就是統帥。又如263年曹魏分兩路進攻蜀漢，而以衛瓘為監軍。鐘會一路由漢中進攻劍閣，鄧艾一路經陰平小路奇襲成都平原，監軍衛瓘並沒有協調指揮權。以後鄧艾奇襲成功，蜀漢朝廷投降，而鐘會誣告鄧艾要謀反，執掌曹魏政權的司馬昭即命令衛瓘逮捕鄧艾。衛瓘到達軍營出示司馬昭的親筆命令，鄧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鄧艾被關入囚車。以後鐘會自己和姜維聯手打算起兵，被亂兵殺死。鄧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車，迎接鄧艾回成都。監軍衛瓘怕再起兵變，接管指揮權，派遣將軍田續等在路上截擊，將鄧艾殺死。即使沒有這樣的特別變故，監軍對於軍事指揮仍具有否決權。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軍進攻南陳，以長孫覽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8個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一直打到長江邊上，南陳驚恐萬分。正好這時陳宣帝死了，長孫覽打算乘機過江滅陳，但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維持原來只示威、不作戰的戰略計畫，退兵而還。
　　唐朝初年仍然派遣文臣監軍，但唐玄宗依靠宦官幫助發動政變才得以為皇帝，上臺後提高宦官地位，開始任命宦官為將軍，派遣宦官領兵出征。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對於軍事將領和文臣都不相信，派遣宦官邊令誠為監軍，監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領的平叛軍隊。當這支軍隊打了敗仗後，邊令誠報告說兩個將軍無故棄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將他們處死。儘管宦官監軍一開始就暴露出如此嚴重弊病，但從此監軍卻大多改由宦官擔任。宦官既無軍事常識，又因為身處深宮，對於社會缺乏正常的判斷能力，只會給皇帝打小報告。更有很多腐敗弄權，攪亂軍政。剛開始宦官監軍時，高適就上書說：在哥舒翰軍隊為監軍的太監李大宜，“與將士約為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樗蒱飲酒，不恤軍務”；而南陽軍隊有3個持節都督，好幾個監軍“更相用事”，這樣下去，“戰而能必勝哉？”不過對於唐朝皇帝來說，卻只有宦官才值得信任。758年由9個節度使率領的唐朝官軍集結於鄴城，圍攻安慶緒叛軍，唐肅宗居然不任命總指揮，卻是派了親信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作為總監軍。結果60萬大軍被6萬多叛軍擊潰。
　　委派宦官監軍以後成為唐皇朝的既定國策，每一支軍隊都有朝廷派來的宦官監軍。這種監察根本沒能防止唐末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甚至有的監軍是導致軍閥叛亂的起因。比如同華節度使周智光，本人是靠宦官魚朝恩提拔的，766年陝州節度使的監軍張志斌經過他的駐地回長安，認為周智光招待不周，就責駡周智光。周智光大怒，說：“天下的將軍哪個想造反，都是因為你們這批鼠輩作福作威。我本來不造反，今天就因為你才造反！”把張志斌處斬後，分割其肉強迫隨行的小太監吃下去。773年晉州人郇謨冒死上書，只有30個字，其中主要是“監”字，請求罷諸道監軍使。唐代宗雖然接受上書，但一項都不改。
　　795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當時慣例節度使不是長子繼承、就是軍中推舉，朝廷只能追認。監軍王定遠和太原府尹李說定計，秘不發喪，先將士兵擁戴的將領打發去休假，然後迅速請求朝廷任命李說為代理節度使，並且立即給軍官們加官晉級，得以順利實現交接。可是以後王定遠認為李說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軍政皆自專決，並請求皇帝給他“賜印”。從此成為慣例，監軍都有印，得以干涉軍政事務。王定遠有了官印，開始自說自話的委任軍官，李說大為不滿。王定遠委派了虞候田宏為列將，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服，說：“田宏沒有功勞，怎敢取代我！”王定遠居然把彭令茵找來斬首，還把他的屍體埋在馬糞裏。軍士為此鬧事，李說向唐德宗報告，而唐德宗因為王定遠過去有“扈從之功”，也不治罪。王定遠知道李說彈劾他，到了李說府上舉刀就刺，李說趕緊逃走。王定遠召集將吏，拿出箱子裏的20多卷“官告”(委任狀)，自稱有皇帝聖旨撤李說的職，其他將領都加官。諸將正要謝恩下跪，大將馬良輔出來揭穿，說那都是舊官告，不是皇帝聖旨。王定遠只好自己逃走。這樣作惡的監軍，唐德宗也只不過下詔“長流崖州”。
　　經過唐末的歷史教訓，後樑恢復以朝臣為監軍的傳統。但是朱溫習慣以自己身邊的“近臣”來任每一支軍隊的監軍，“進止可否，悉取監軍處分”，監軍具有指揮權。而後唐改過來再以宦官為監軍，“皆恃恩暴橫，節將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來的教訓，後周和後來的北宋，包括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皇朝，都採用了以監軍和領兵將領共同負責的“雙首長”制，無論兵員多少，只要是一支獨立作戰部隊，往往都會同時任命指揮官和監軍，文武官員都可以任監軍。因此監軍逐漸成為軍官的一種稱號，失去了原來的監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