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幻象與真相

　　很多書中都使用過一幅著名的十月革命「歷史圖片」，一隊武裝的人流在夜色中，在火光的映照下衝向冬宮。但實際上，這是蘇聯著名導演謝·愛森斯坦早期電影《十月》中的一個鏡頭。不管這種劇照的視覺效果有多好，它畢竟不是真實的歷史記錄。
　　在二十世紀歷史上，俄國的十月革命無疑是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無論你打開哪一級次的歷史教科書，它都赫然而現，佔據著相當的篇幅。儘管這場影響深遠的革命過去已經九十餘年，儘管它的發生地因二十世紀末另一次震動世界的劇變給當代人留下了更強烈的印象，但十月革命，如同任何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一樣，一直是並且還會繼續是評說歷史無法繞開的嚴肅話題。聞一先生的《十月革命——陣痛與震盪》，就是一位中國學者在九十餘年後，與俄國十月革命和俄國革命的十月一次坦誠、真摯的隔空對話。
　　大致來說，歷史學者最得意的有兩件事：一是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有一個可供批駁的對象。就像全部裝備實彈的士兵被派上戰場，面對一個個活靶子，血脈賁張，豪情難抑。歷史學者職業的本能就是用筆正史：正本清源，去偽復真。
　　聞一先生給自己裝備了豐富的實彈，這些實彈就是被塵封多年、現在大量公佈的歷史檔案。聞一先生也給自己找到了靶子，這個靶子就是曾經被奉為經典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簡明教程」)。從本書的「開篇」，到以後的絕大多數篇目中，「簡明教程」被反覆提及，而與之相對的，則是大量的檔案材料，以及據此進行的分析和相應的結論。我甚至恍若看見作者時時在搭弓引箭，箭鏃所到，歷史「後期加工」的畫皮，百孔千瘡，碎片落地。於是，我看清楚了——不僅是我而是所有讀者都看清楚了：「阿芙樂爾」巡洋艦向冬宮轟擊的炮聲究竟是怎麼回事，它是怎樣從一種對盤踞在冬宮的臨時政府部長們的最後警告式的手段，經過不斷的政治加工，變成了攻打冬宮的「總信號」，並最終被符號化，成了「宣告了新紀元即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紀元的開始」的標誌。我們也看清楚了，在發動十月武裝起義的關頭，托洛茨基不僅沒有向敵人洩露布爾什維克預定起義的日子，而是使列寧立即發動起義的決策得以及時實施的關鍵人物。人們還看清楚了，流傳已久的「列寧和斯大林一起領導了十月革命」或「斯大林親自領導了十月革命」這樣的說法，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斯大林當時並不在起義總指揮部所在地斯莫爾尼宮，更沒有像各種宣傳作品中表現的他和列寧總是形影不離，而是另有分工。
　　「簡明教程」已經成為非信史的典型，把它當作靶子，從這裡開始正本清源很有必要。何況，這本書曾經一度成為我們學習蘇聯史必讀的「經典」，裡面那些結論式的詞語影響深遠。好在，這本書的神聖光環早就不存在了。作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為個人崇拜推波造勢的代表之作，它已經隨著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的消逝而很少被人們正面提及了。蘇共二十大之後，反對個人崇拜運動在還原某些歷史真相上起到了關鍵作用。1959年由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蘇共中央委員鮑·尼·波諾馬廖夫主編的新版《蘇聯共產黨歷史》出版，對「簡明教程」進行了一次系統的糾正，儘管不是十分徹底。記得當年有人專門比較過兩者行文上的差異，也就是《蘇聯共產黨歷史》對「簡明教程」做了哪些糾正。此後，每隔一段時間，蘇聯官方就對其進行修訂。不敢說這些版本講的都是信史，但顯而易見「簡明教程」的很多結論從此消失了。蘇聯時期的歷史學家實際上已經做了自我修復式的工作；俄羅斯官方頒行的各級別歷史教科書對有關十月革命的歷史敘述與評論，與「簡明教程」更是大相逕庭。當然，這些國人也許並不十分瞭解。即便如此，聞一先生的這本書體現出的對探求歷史真相的執著，還是令人敬佩。
　　還要補充一點，書中正史正得很細緻，細到論述和糾正了一幅歷史圖片的真偽。這幅圖片反映的是一隊武裝的人流在夜色中，在火光的映照下衝向冬宮的情景。很多書中(其中包括中學的歷史教科書)都把這幅圖片作為真實的歷史照片加以使用。但實際上，這是蘇聯著名導演謝·愛森斯坦早期電影《十月》中的一個鏡頭。不管這種劇照的視覺效果有多好，它畢竟不是真實的歷史記錄。
　　誠如聞一先生在序裡所說，他主張把「十月革命和革命的十月當成一門與國家、社會發展、與人類命運相連的重要人文科學」來看待和研究。因此，十月革命就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的一次起義，而是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其內容的豐富自不待言。
　　在書中，看得出作者力求從更多的角度、更寬的橫斷面上來展示這場社會變革。除了用不少的篇幅寫了十月武裝起義之外，作者還用細膩的筆觸勾畫了變革中的軍隊、農村、外交、國內戰爭、文化以及反映這段歷史的藝術作品。這樣寫出的十月革命就不單單是政治史了(儘管政治的內容仍然佔了很大的篇幅)。就以農村為例，那時的俄國是農民佔多數的國家，而布爾什維克黨在奪取政權之前的工作重心並不在農村和農民身上。工人(赤衛隊)和覺悟的士兵(主要是彼得格勒附近的水兵)是十月武裝起義的主要力量，也是布爾什維克黨依靠的中堅。但是，政權更替和社會變革不可能不觸及廣大農村，蘇維埃政權成立伊始就面臨的嚴重威脅——糧食奇缺，也直接關聯到農村和農民；更不用說不管是舊軍隊(「帶槍的人」)還是新組建的紅軍中，還有很多「穿軍裝的農民」。因此，十月革命給農村帶來的衝擊與布爾什維克在農村進行的改造，是關乎新政權命運乃至俄國命運的問題，它的份量，重於泰山。
　　從《土地法令》開始，蘇維埃政權就開始了對農村和農民的改造。麵包或者說糧食，是這一改造的一個主要抓手。在這個抓手下，麵包——糧食被賦予了階級意義，之後又與一系列法律法令聯繫在一起，並一度成為需要動用軍事手段解決的問題。隨著貧苦農民委員會的成立和「餘糧徵集制」的實施，這場社會變革更加深刻地觸及了俄國農村。作者在書中寫到了包括列寧在內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成員對農民的看法，其中包括對麵包——糧食的看法，這些看法直接決定著他們對農民的政策以及對所依靠的力量和所採用的手段的選擇。從組織全副武裝的「攔擊隊」到實行「糧食專政」，從徵調工人組成武裝徵糧隊下鄉到動用軍隊進行「十字軍討伐」，從反對富農到成立貧苦農民委員會，社會大變革之下的農村和農民的悲喜歡泣，苦辣酸甜，躍然紙上。作者為我們概括了蘇維埃政權執政初期的兩個特點：「一是它在痛苦地、艱難地學習管理俄國這個龐大的國家，二是它在一切的選擇中選擇了它認為是最佳的和最直線的路線：通過如同剝奪政權建立布爾什維克政權那樣，也用剝奪的辦法一勞永逸地解決經濟問題、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是社會改造問題。的確，這條道路痛苦而艱難，農民的反抗——從分散的、個別的恐怖活動到組成一定規模的武裝力量——貫穿了1918-1921年蘇維埃政權的幼年時期。同時，還有一種「非暴力的反抗」，猶如山間小溪，幾乎是無聲地一往直前，這就是暗中湧動著的由「背口袋的人」組成的「大軍」。蘇維埃政權各種嚴格的法令和配套手段，在這支「大軍」面前形同虛設，防不勝防。1919-1920年間，由這支「大軍」背進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的糧食不少於三千普特(相當於四十九噸之多)，佔了運進這些城市的糧食總量的64.4%和城市居民實際所需糧食的三分之二左右。看看書中引用的這些數字，就不難明白，什麼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力量。當然，在交了「學費」之後，尊重現實、勇於探索的列寧做出了調整，以新經濟政策這種讓農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繼續著對蘇俄社會的改造。
　　另外，如果你對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歷史有所瞭解的話，讀了書中有關農村和糧食問題的篇章，你會不由得感到觸動。對農村的階級分析，對富農的敵視政策，在解決糧食問題上首選的行政命令辦法和強力剝奪的方式，以及「一刀切」式的法令和執行中的過火、走樣等等，不是再次現身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中嗎？儘管兩個時期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執政者的思路和做法卻何其相似。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很多領導人，都批評過軍事共產主義的錯誤，也從鋒芒直指布爾什維克的農民起義和暴動中得到了教訓，但這種錯誤糾正的是不是徹底？教訓是不是足夠深刻？夾在前後兩次農村大改造中間的新經濟政策，對人們思想意識的轉變到底起了多大作用？進而應該如何看待和評價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農業集體化運動這個歷史線條上的轉換與聯繫？一本好書應該能夠讓人掩卷沉思。
　寫十月革命當然不能不寫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某種意義上，他們是這段歷史的主要書寫者。儘管作者也成段引用了列寧的講話和文章，這和一般的教科書有些類似，但這裡的列寧是有血有肉的：有領袖的高瞻遠矚，也有政治家的平衡智慧，既有精準的預見，也有判斷的失誤。列寧對武裝起義時機的把握上顯示出他的遠見和敏銳，在發動起義的關鍵時刻，列寧也焦慮也激動，他「像一頭籠中的獅子」在斯莫爾尼宮房間裡走動，並且「在罵人，在吼叫」... ...就是這些，描繪出了一個歷史瞬間的列寧，一個鮮活的列寧。同樣，當他面對像托洛茨基、斯大林這樣的黨內重量級人物的相互爭鬥，為了避免分裂，盡量調和，迴避充當「裁判」。看起來，列寧似乎沒有事事處處立場明確，態度分明，但這也正是列寧作為領袖、政治家的應有表現。
　　書中寫斯大林的篇幅一點不比列寧少。也許在作者看來，這是一個「爭議人物」，是「簡明教程」裡被放大、誇大的一個。對斯大林，作者也是在展現他的重要政治活動的同時，不忘添加上性格的油彩。在負責南方徵糧工作時，斯大林在給莫斯科中央人民委員會的電報中，常常是用沒有商量的口吻講話，指示人民委員會的有關部門該辦什麼事以及怎麼辦。要知道，那時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是列寧。在要求掌管北高加索軍區最高軍事權力的問題上，斯大林堅持己見，不做妥協，不僅直接向列寧提出給自己軍事性質的特別權力，對當時的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更不放在眼裡，並且在沒有收到中央的答覆之前就「自行其是」。在徵糧過程中，斯大林採取非常措施，處罰、逮捕和處決一切抵制糧食徵集的人。當很多農民逃進森林後，斯大林徵糧隊的口號就是：「把森林伐光讓木片飛起來。」在謀取北高加索軍權中，斯大林自己說「手不會發抖」，把原來的北高加索軍區說成是「卑鄙的和瘋狂的冒險家」聚集地，下令逮捕了軍區司令部所有人員，關押在一艘駁船改成的「水上監獄」中。只是托洛茨基的直接干預，這些軍官才被釋放。當然，這時的斯大林和列寧逝世後，或者和三十年代大清洗時期的斯大林，還不完全一樣；但這時斯大林身上明顯地已經有了日後斯大林的影子。
　　在書中，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伏羅希洛夫... ...這些耳熟能詳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一個個出現在眼前；還有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斯皮裡多諾娃、波蘭總統皮爾蘇茨基等重要歷史人物也在其中；同時也不缺少起過大作用的「小人物」。其中，刺殺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米爾巴赫伯爵的勃柳姆金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小人物」。一般的歷史書中都寫到，他是契卡成員，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為了破壞布列斯特和約和一名同事闖入德國大使館炸死了米爾巴赫大使。但從這本書中卻能看到一個謎一樣的「米爾巴赫事件」和複雜得多的勃柳姆金。圍繞著「米爾巴赫事件」的謎團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到底是誰主使、策劃了這個事件？站在刺殺者身後的真正後盾和組織支持是哪個？是不是因為米爾巴赫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穩定持久失去了信心從而招致殺身之禍？在刺殺事件之後，布爾什維克取締了最後一個合作政黨左派社會革命黨，這是順水推舟、因勢利導還是預先設計的步驟？勃柳姆金後來的經歷就更富「傳奇」色彩了。他先是順利地躲過莫斯科的大搜捕，逃到了烏克蘭，幾個月後又「自動」返回莫斯科投案自首。出乎不瞭解真正內幕的所有人意料的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對此案的判決是赦免了勃柳姆金。之後，他不僅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從軍，獲得軍功，被派到軍事科學院學習，並且重回國家安全機關，負責在中國北部、西藏、蒙古和中東的情報工作。但最後還是沒有逃脫悲劇的命運，由於被牽連到托洛茨基案件裡，被他所供職的機構槍決。正像作者所說的：「勃柳姆金的一生不可不謂大起大落，不可不謂光怪陸離。」在這起落和離奇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作者提出了問題但沒有給出答案。不過，沒有答案或者暫時沒有答案的歷史同樣獨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