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綏遠抗戰百靈廟大捷

　　1936年春，日本帝國主義指使偽蒙軍侵佔中國察北6縣，同時，日本侵略軍派遣大量日軍軍官擔任偽軍部隊的訓練和作戰指揮，補給偽軍大批軍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棟魯普部駐嘉卜寺，李守信部駐張北、廟灘，偽蒙軍穆克登寶部駐百靈廟(今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另以偽蒙騎兵5000人駐多倫、沽源、平定堡地區，伺機向綏遠(舊省名，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區)發動進攻。中國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同日軍和德王進行堅決鬥爭，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的準備。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開侵綏軍事會議，決定集中兵力向綏東進犯，企圖侵佔紅格爾圖，直迫綏遠省會歸綏(今呼和浩特)，再分兵進佔綏東平地泉(集寧)與綏西包頭、河套。傅作義獲悉後，迅速秘密集結兵力，進行迎戰部署。15日，日偽軍一部5000餘人，在野炮、裝甲車、飛機掩護下，向紅格爾圖猛烈進攻。中國軍隊4個多團迎擊日偽軍，傅作義親臨平地泉前線指揮作戰。從16到18日，日偽軍的連續進攻均未得逞。19日，將偽軍擊潰，敗退商都。
　　紅格爾圖戰役後，日偽軍深恐中國軍搗毀其偽政權，派偽蒙軍一部進佔大廟，增強百靈廟外圍防禦力量外，還令偽蒙軍隨即抽調兵力加強商都、化德的防務，並在綏北百靈廟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再增派日本軍官200餘人補充各偽軍部隊任指導官。還擬抽調偽滿軍及日軍一部由赤峰開往多倫、商都、百靈廟等地，待機進犯綏東、綏北。
　　蔣介石此時正集中大量軍隊準備圍剿紅軍，僅派一小部兵力援綏。為了粉碎日軍的侵略陰謀，傅作義決定展開主動進攻作戰。紅格爾圖戰鬥勝利後，11月22日，傅作義命令所屬部隊4個多團集結在百靈廟東南二分子、烏蘭忽洞一帶，選定東南山口為主攻方向，奇襲百靈廟。11月23日夜，部隊冒零下42℃嚴寒，向百靈廟發起攻擊，很快佔領了外圍山頭，將敵壓縮在山內平地。日軍顧問在前沿督陣，指揮偽蒙軍第二軍第七師扼守女兒山進行阻擊。11月24日晨，中國軍隊指揮官命令山炮營進至百靈廟東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兒山，並配以裝甲車隊，向東南山口衝擊。與此同時，騎兵團攻佔北山，控制了飛機場，斷敵後路。敵由東北方向敗退大廟。中國軍隊收復百靈廟，殲滅偽蒙軍第7師大部。12月2日，擊潰日偽軍4000餘人對百靈廟的反撲，殲其700餘人，並於10日收復大廟(錫林木楞廟)，20餘名日本顧問被擊斃，先後爭取偽蒙軍4個旅反正。
　　綏遠抗戰和百靈廟大捷，是中國軍隊自1933年長城抗戰以來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勝利。在日本步步進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讓、中國民眾抗日願望長期遭受壓抑的情形下，極大地興奮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傅作義將軍的壯舉，符合中國共產黨號召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一貫主張，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讚譽。綏遠抗戰從1936年11月15日開始，到12月19日結束。整個抗戰又分為紅格爾圖戰鬥、百靈廟戰鬥和錫拉木楞廟戰鬥。其中尤以百靈廟戰鬥影響最大，因而人們通常把綏遠抗戰稱作「百靈廟戰役」或「百靈廟大捷」。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偽軍兵分兩路從商都分向興和、紅格爾圖進攻。15日，偽軍1500人進抵紅格爾圖附近的陽坡村，與駐綏軍前哨部隊接觸。16日，偽軍向紅格爾圖猛攻，守軍據壘抗擊，戰鬥二小時，匪死傷六七十名，被擊退，敵攻勢頓挫。紅格爾圖屬綏遠陶林縣，為千餘人口的小鎮，西距縣城80公里，南離集寧90公里，東距敵偽盤踞的商都30公里，為綏、察交界之要衝，是綏東北的門戶，是商都通往百靈廟的必經之地。駐守這裡的是騎兵第1師彭毓斌部的3個連。彭毓斌在獲悉戰訊後即派騎兵第6團增援。16日、17日兩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揮2個騎兵旅、1個步兵旅向該鎮猛撲。守軍拚力奮戰，紅格爾團始終在綏軍手中。
　　傅作義、趙承綬於11月15日午夜到達集寧前線指揮。傅分析各方面的情況後認為：進犯紅格爾圖的偽軍雖非敵之主力，然其諸兵混合，隊伍龐雜勢眾，如敵首戰取勝，可增偽軍氣勢，威脅綏省安全，影響晉綏軍士氣，並能西進綏西，對晉綏軍形成危害。於是決定首戰應擊破紅格爾圖當面之敵。采其「守點以抑留敵人，集中主力進攻」的作戰方針，即「借各城鎮之既設工事，以民眾守要點(縣城及有工事之較大村鎮)，使正規軍隊機動出擊敵之據點」；或向來犯敵人主動出擊，先擊一路，各個擊破。
　　11月16日上午，傅作義與趙承綬發出作戰命令：由騎兵第1師師長彭毓斌率騎兵4個團，由步兵第218旅旅長董其武率步兵2個團及炮兵1個營，在彭毓斌、董其武統一指揮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動殲擊紅格爾圖附近之敵，並限於17日夜間發起襲擊。並調駐豐鎮的第68師第401團至大六號，掩護集寧東北一帶，支援出擊部隊。此時，偽軍王英部在前線約三四千人，其一部圍攻紅格爾圖，余分佈於土城子、打拉村、台道灣等處。18日凌晨1時30分，晉綏軍發起全線攻擊，戰至上午7時，土城子大部被攻佔，紅格爾圖東、南、北三面之敵向北方逃竄。8時半，騎兵第1師師部進入紅格爾圖。此役擊斃偽軍500餘人，俘20餘人，連同前3天的保衛戰，共斃偽軍1000餘人。晉綏軍從俘虜中找出了王英軍的電台台長、日本人牟禮吉和僱員松村利雄。在紅格爾圖激戰的同時，李服膺部1個團在興和與敵展開了攻防戰，經17、18兩日激戰，王英部偽軍於20日全部退出興和。
　　傅作義於紅格爾圖初戰告捷的當晚，乘敵一時難以再犯之機，先發制人，立即發起百靈廟戰役。蔣介石也於11月16日從洛陽致電閻錫山：「即令傅作義主席向百靈廟積極佔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拳…非此時乘機佔領百靈廟與商都，則綏遠不能安定也。」駐綏軍遂準備進攻百靈廟。
　　綏遠抗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對日先後有過淞滬、長城抗戰，每次戰後無一不是以簽訂割地喪權的辱國條約而告終。而綏遠抗戰獲得了既收復了失地、又沒有簽訂任何條約的勝利。日本關東軍原以為晉綏軍不中用，一嚇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顧問，以王英部打前鋒，利用漢人打漢人... ...蒙古軍督後，作為第二線支援」就可取勝。事實與日軍的願望相反：近萬名偽軍和幾十名日本顧問被殲滅，「大漢義軍」徹底覆滅。此後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綏(遠)、寧(夏)地區的日本僑民，撤銷了阿拉善地區的特務機關。從此，日本關東軍也不輕信偽軍了。
　　其次，激發了全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全國各地，「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旺，氣為之壯」，各地「自動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 ...」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群眾、各階層人士及一些海外僑胞自發參加了「捐萬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綏」等運動，紛紛要求將綏戰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上海日商紗廠的4.5萬名工人為抗議日本侵綏舉行罷工。有人認為「這是『五卅』以來，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一次打擊」。日本當局也承認，「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
　　第三，增強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戰信心，誘發了「西安事變」。各地實力派為綏戰抗敵勝利而備受鼓舞。剛剛結束了兩廣事變的李宗仁、白崇禧發表通電，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軍開往綏遠，將廣西軍隊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閻錫山遵其父遺囑，將87萬元的遺產作了援綏款。李宗仁、白崇禧還抗議將抗日七君子監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國志士寒心。」應傅作義之請，宋哲元與韓復矩一度會晤於南宮，商討援綏事項(由於蔣介石的阻撓，宋、韓援綏事未能實現)。
　　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西安，東北軍、第17路軍廣大將士普遍喊出了「我們要援綏抗日，收復失地」的口號。東北軍的將士找到張學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傅作義在綏遠抗戰勝利後成了全國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張學良卻戴著「不抵抗將軍」的帽子。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愛國自尊心。11月2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援綏請纓抗敵書》。12月3日、7日。張學良又兩次向蔣介石哭諫，要求援綏和釋放七君子。蔣介石不同意，還以「沒必要再派軍隊去綏遠，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為由，將張痛斥一通。12月9日，西安學生在紀念「一二·九」一週年大會上高喊「歡迎武裝同志援綏」的口號，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的決心。張、楊於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在著名的通電中申明原因，並指出：「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1946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人民舉行的西安事變紀念會上講演時指出：「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但他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由諸多原因誘發的結果。蔣介石拒絕張、楊援綏之請，也是觸發兵諫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綏遠抗戰是國民政府駐綏部隊抗擊以日本人為顧問、以偽軍為主力，旨在保衛國土、收復失地而取得圓滿勝利的一次戰役。僅就軍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戰役指導正確。它一掃3年前長城抗戰中分兵把口、處處設防、被動挨打的消極防禦方針，採取了主動出擊、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掌握優勢，機動兵力，把打擊目標首先指向對我威脅最大、敵主力所在之紅格爾圖，爾後再及其他。每戰都集中兵力打擊敵之一部，對余敵取守勢。由於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使晉綏軍每戰均居於優勢。傅作義在戰後總結說：「以綏省現有之兵力，若分路迎擊，必致兵力分散，處處薄弱，重蹈過去長城抗戰各不相及之復覆，難期成果；必須集結優勢，先擊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個擊破。」
　　採取奇襲戰術也是獲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紅格爾圖之戰時，傅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敵不意地抄襲敵後，使其猝不及防。百靈廟之戰時，各部隊「晝伏夜行，竭力秘密」，逼近敵陣地；迨全部攻擊部隊進入攻擊位置時，「百靈廟守敵仍在酣睡，竟一點也未發覺」。另外，重視心理戰、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策略，亦為獲勝的原因之一。「以華制華」是日本侵略者慣用的手法。傅作義認為，對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難以策反，但廣大的漢、蒙官兵一般都有愛國思想，不甘心當漢奸。為了策反、瓦解敵之營壘，駐綏軍在1936年夏即成立專門機構，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與偽軍接洽。隨著日、偽軍在戰場上的不斷失敗，偽軍紛紛反正，使「敵力大減，敵氣沮喪」，從而得以以較小的代價獲得重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