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牽涉面最廣的文字獄

　　北宋元豐、元佑年間，長期的弱化軍事，造成對外軍事的弱勢，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立志改革朝廷弊政，以司馬光為守的舊黨排斥改革，支持變法的政治派別，被時人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一派，則被稱之為元佑黨人 ，兩黨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年僅10歲的宋哲宗即位後，朝廷大權控制在其祖母高太后手中。時任宰相的蔡確屬王安石的變法派，被貶出朝廷，任陳州知州，不久，又改任安州。從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確心情可想而知。苦悶中，他遊覽車蓋亭，山光水色讓他一掃心中鬱悶，一氣寫下了十首絕句。
　　因知漢陽軍吳處厚和蔡確有舊怨，於是抓住了機會，隨意曲解，無限上綱，上奏朝廷，說其中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吳處厚指出第二首第三句睡覺莞然成獨笑不懷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確所笑何事？第五首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是諷刺朝廷啟用新人，他在這裡自吹老資格。第八首喻國運必生大變；第九首誣蔑當今太后，比擬武則天；第十首是心懷不滿，認為朝廷對他處置不公。
　　舊黨的梁燾、劉安世等官員立即加以發揮，肆意攻擊，他們認為蔡確作為王安石的重要黨羽，周圍聚集著一大批朋黨，都是禍國殃民以致民怨沸騰的奸邪小人，應當借此次車蓋亭之事將新黨一網打盡。舊黨官員將這些蔡確朋黨的名單列了出來，蔡確、呂惠卿、章惇、曾布、安燾、王安禮、呂嘉問、沈括、舒亶... ...新黨集團大大小小幹部都有份！由於這些人是王安石在熙寧元豐年間提拔使用的，這份名單史稱元豐榜。名單報上去以後，高太后找來了文彥博，問怎麼處理蔡確。文彥博建議把蔡確貶過嶺南，到新州(今廣東新興縣)去當官。呂大防和劉摯曾以蔡確母親年老，嶺南路遠，主張改遷他處，高太后卻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當時，被貶往嶺南，實際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蘇軾曾有詩云：「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這是當時嶺南實際情況的真實寫照。蔡確被貶時，范純仁對呂大防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
　　蔡確被貶新州時，只有一個叫琵琶的愛妾相隨，另外還養了一隻鸚鵡。這個鸚鵡能學人語，每當蔡確呼喚琵琶時，只要敲一下小鐘，鸚鵡就會呼喚琵琶的名字。不久，琵琶死於瘟疫，從此蔡確再沒敲過小鐘。一天，蔡確因事誤將小鍾擊響，鸚鵡聞聲，又呼琵琶名字。蔡確觸景生情，大感悲愴，賦詩一首：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此後不久，蔡確鬱鬱成疾，殞命嶺南。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朋黨之爭中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獄，舊黨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一次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確被貶新州時，舊黨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他們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名單張榜公佈，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貶，又剷除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吳安詩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貶斥。司馬光的同僚及追隨者們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給新黨以毀滅性的打擊，來鞏固自己的勢力。然而在新黨官員看來，舊黨上台後，對新黨大打出手，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見的卑劣。新黨成員李定等人加害蘇軾的烏台詩案只打擊了蘇軾一個人，而舊黨借車蓋亭詩案卻放翻了新黨全體所有人。隨著被壓抑的時間增加，新黨眾人怨恨、報復的慾望變得越來越強，宋朝的政治風氣變得前所未有的狹隘凶險。
　　隨著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長，不僅舊黨成員，連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來、新黨復起的政治氣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時，她告誡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實際上是已經預感到哲宗準備起用一批新人，要他們提前準備，盡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後來事實證明，哲宗親政後，凡是高太后垂簾時彈劾新黨和罷免新法的官員幾乎無一人倖免於報復。
　　哲宗親政後，召回章惇、蔡卞、黃履和張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變法時的重要人物，但在經歷了元祐時期舊黨的殘酷傾軋後，他們的政治性格在黨同伐異過程中遭到嚴重扭曲。當他們復出時，他們與親政的哲宗一樣，都有著強烈的報復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章惇返回朝廷後，不忘劉摯和王巖叟等人對新黨的攻擊，變本加厲地對他們進行報復。紹聖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將舊黨的主要人物呂大防、劉摯、蘇軾、梁燾等人貶到嶺南。章惇還利用哲宗不滿當年劉安世和范祖禹諫宮中尋找乳母一事，將兩人也貶到嶺南。紹聖四年，章惇等人頻頻上奏，哲宗又開始對元祐大臣進行新一輪的打擊。已故的司馬光和呂公著等人均被追貶和削奪恩封，哲宗甚至還要掘兩人墳墓，由於大臣以發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諫才作罷，但兩人後代都被牽連遭貶。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貶出朝廷，後來幾乎都相繼到了嶺南。
　　哲宗像章惇對舊黨還採取了一個極嚴厲的措施，即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豐八年四月以後所有攻擊新黨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類，再給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動一直到哲宗去世時仍在進行。此外，章惇在貶逐元祐黨人時，還以被貶者的姓名來定貶所。蘇軾貶儋州，是因為蘇軾字子瞻，「瞻」類似「儋」。劉摯貶新州，因為「新」字音近似劉摯字莘老之「莘」。黃庭堅貶宜州，因為「宜」字似其字魯直之「直」字。而劉安世貶逐時，有人說劉安世曾算過命，說他命極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說：「劉某命好，讓他去昭州試試。」竟將人的生死視為兒戲，不幸為蘇軾所言中。
　　新黨對舊黨的報復性打擊與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哲宗不滿司馬光的「以母改子」，不滿元祐舊臣早年對他的冷落，更不滿高太后對他的種種壓抑，因此，對舊黨的仇恨心理不亞於元祐時被打擊的新黨。紹聖初，逢郊祀大禮，朝廷要頒布大赦詔令，通常連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請示哲宗，可否赦免貶謫的舊黨官員，哲宗回答得極為乾脆，說決不可以。紹聖四年（1097），有人建議讓謫居嶺南的劉摯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氣」，哲宗卻說：「劉摯等安可徙！」連在嶺南附近做些調動也不允許。而對於王巖叟，哲宗指責他當初貶蔡確時，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自己，用心極險惡，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這些言行相當於宣判了舊黨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統治時期，他們永無翻身之日。
　　事實上，在哲宗初年，新黨和舊黨在變法的態度上都有所轉變(司馬光除外)。如蘇軾在給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對神宗變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責，認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黨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許多弊端需要改正。兩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執政者能調和兩派矛盾，消弭衝突，因勢利導，北宋的政治或許會有轉機。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簾和司馬光的上台使得黨爭激烈化，導致了紹聖後哲宗和新黨的反撲，甚至連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倖免，成為黨爭的犧牲品。
　　從「車蓋亭詩案」到「元佑黨籍」，演變著北宋政治鬥爭內耗的不斷升級，王安石、司馬光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論道已經不復存在。此時的大宋朝廷已經完全淪為爾虞我詐的骯髒之地。朝臣們沒有是非之分，只有黨派利益；沒有羞恥之心，只有貪慾之念。毫無節制的黨派之爭把羸弱的宋朝折騰來折騰去，從而為靖康之恥預留了伏筆。宋王朝就這樣慢慢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