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一的原因竟被潛藏在睡虎地秦墓竹簡裡

　　在戰國時代，諸侯割據，七雄並爭，為什麼只有秦能夠統一？對於這個大家所熟知的問題，過去由於史書記載語焉不詳，我們只能知道一個大概的情況。現在我們通過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的整理研究，至少是對秦的一方有了較多的感性認識。
　　秦律能不能有效地發揮它的作用，秦的耕戰政策能不能貫徹執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級官吏能不能忠實地執行。秦簡《為吏之道》列舉了吏有「五善」、「五失」，《語書》更明確提出了「良吏」與「惡吏」的問題。所謂「良吏」，就是明法律令，有辦事能力，廉潔忠實而好佐上，出於公心，能團結下屬，正身守法，不喜爭功的人。「惡吏」則與之相反，《語書》不但給他們勾畫了一副弄虛作假、招搖撞騙的醜惡臉譜，而且提出嚴重警告，如此者不可不為罰；對其中作惡多端的人，還要志千里使有籍書之，即記錄在案，通報全國各地，作為「惡吏」的典型。在秦律中保存了大量的有關官吏的任免、陞遷和賞罰的條文，這些條文都貫串著一個基本精神，即以是否通曉和能否執行法律作為考核官吏的主要標準。秦律十分強調法治，並首先要求各級官吏必須知法、依法、執法，不得違法。例如《法律答問》專門有一條解釋什麼叫「犯令」、「廢令」的問題：「律所謂者，令曰勿為而為之，是謂犯令；令曰為之，弗為，是謂法(廢)令(也)。」凡是犯令或廢令的官吏都要依法懲辦。《除吏律》還對那些陽奉陰違、拒不執行中央政權各項政策法令的官吏，嚴加懲辦。《行書律》甚至規定凡是「命書」和急件，必須立即執行；不是急件，也要當天處理完畢，不得拖延，拖延者依法論處。
　　秦律非常重視各級官吏的選擇和任用。例如《置吏律》規定任用吏尉等官吏，如果任用了不該任用的人，未經上級審批，擅自讓其到職視事或加以派遣，就要依法論處。《除吏律》、《內史雜》更明確規定：「任法(廢)官者為吏，貲二甲。」、「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為官府佐、史及禁苑憲盜」。禁止任用這些人為吏或擔任禁苑的治安保衛工作，對於鞏固封建地主階級政權有重大的意義。為了提高官府的行政效率，嚴防官吏違法亂紀，秦律還十分強調官吏的責任制和實行對官吏的考核制度。《效律》規定：官吏各有自己的職責，如果失職，就要受處分。《為吏之道》列舉了當時縣級政權機構的職責範圍，它們不但要執行最高統治者所頒布的各種命令和詔書，征發賦稅、徭役和兵役；而且要管理農田水利、官府手工業、倉庫、苑囿等事，總共不下二三十項。每一項都有專人負責，並且制訂有專門的制度和法律。如果官吏玩忽職守，消極怠工，就要按法律治罪；已造成的損失，還要依情節輕重勒令其賠償。對於欺騙上級、作奸犯科的官吏，更是嚴懲不貸。《法律答問》規定，官吏弄虛作假，其罪在罰盾以上，不僅要依法論處，而且要撤職永不敘用。另外，秦律對於官吏濫用權勢、假公濟私、偽造命令、盜用官印、私自挪用公款以及破壞耕戰等等，也都分別列有懲治的條例。
　　荀況曾周遊列國，以後入秦，秦丞相范睢問他：「入秦何所見？」他回答：「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 ...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 ...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荀子認為秦國是當時列國中治理得最好的諸侯國，已接近治之至也的境界，並希望秦國再接再厲，以期令行於天下。果然不出荀況所料，秦始皇即位以後，只用了10年時間，就滅掉六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
　　秦的統一戰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還有一個曲折的過程。秦簡《編年記》記載了從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80多年間秦對三晉和齊、楚的一系列戰爭。可以看出，秦昭王三十八年以前，由於在穰侯魏冉遠攻近交的錯誤政策指導下，雖然戰爭頻繁，但秦的實際得益甚小。秦昭王三十九年以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採用了范睢的遠交近攻的正確政策，把戰爭的目標集中到鄰近的三晉，而於三晉之中又以韓為首攻的對象，所以沒有幾年，就先後攻佔了魏的懷、邢丘和韓的少曲、高平、野王。這幾次戰役對削弱韓、魏，加強秦的勢力，創造隨時可以出擊的態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特別是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年)著名的長平之戰的勝利，殲滅了趙的有生力量，從此三晉再也無力和秦國對抗了。
　　公元前231年秦始皇親政以後，繼續推行遠交近攻政策，預計進程是先滅韓，次滅趙、魏及楚、燕，最後滅齊。在統一戰爭期間，六國的封建割據勢力越是臨近末日，越是要作垂死的掙扎，統一與分裂的鬥爭達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編年記》對這個情況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南郡備敬(警)」，「廿年，韓王居□山」，「廿一年，韓王死」，這些都不見於史籍記載。按秦始皇十九年，為滅韓的第三年，剛剛打開統一戰爭的局面。南郡原是楚的故都郢所在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取郢以為南郡，南郡的北境緊靠故韓國的南境。《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一年新鄭反。」新鄭為韓都，故韓亦稱新鄭。這條記載和秦簡《編年記》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記事聯繫起來看，就可以看出，韓國滅亡以後，韓國的貴族並不甘心失敗，仍在企圖復辟，並發動叛亂。而秦國也在時刻警備韓國貴族的復辟叛亂活動。「新鄭反」和「韓王死」發生在同一年，不是偶然的，說明這次韓國貴族一旦發動叛亂，迅即遭到秦的鎮壓並陷於失敗，而韓王也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
　　《史記·秦始皇本記》載二十三年「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一作「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這兩條記載為同一件事，昌平君應為秦簡中昌文君之訛，簡中另一個死者或即項燕。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後也曾提到此事：「荊王獻青陽(今長沙)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荊地。」這次以項燕、昌文君為首的楚國貴族公然在江南打出反秦的旗幟，但結果也不過一年，就遭到全軍覆沒的命運，昌文君死，項燕自殺。以上記載，都說明秦的統一，到這時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再過兩年，即公元前221年，秦滅齊，中國的歷史終於出現一個大統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