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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左宗棠為何多次鬧彆扭

曾國藩左宗棠為何多次鬧彆扭

  曾國藩是文質彬彬的理學家,城府很深,克己復禮的功夫堪稱一流;左宗棠是武健書生,有霸才而行王道,率性豪宕,不會作假也不願作假,高興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這兩人一寒一熱,一卑一亢,一個以學問自斂抑,議外交常持和節,一個鋒穎凜凜向敵矣,兩種類型截然相反,甚至有點冰炭不同爐。
  左宗棠極受時人推重,潘祖蔭甚至在奏折中引用過民諺,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可見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份量不輕。左宗棠三十八歲出山,曾國藩對他有薦起之功,兩人淵源不淺。平定江南時,左宗棠率楚軍屢建奇功,在軍事上襄贊曾國藩,對後者助益極大,曾國藩也對左宗棠屢加褒獎和不斷舉薦。
   曾國藩是理學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調侃,拋出上聯:「季子才高,與人意見時相左。」將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寓莊於諧,既切事,又達意,略無雕琢,渾然天成。武健書生左宗棠哪受得了這一「惡補」?他很有點惱羞成怒,決意在氣勢上淩轢對方,於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出下聯:「藩臣輔國,問伊經濟又何曾?」他也將曾國藩的名(國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語合璧,恰成一副絕對。曾公措詞謔而不虐,左公用語負氣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國藩與左宗棠構隙,不在轉戰江南時,而在攻破江寧(南京)後。曾國藩聽信眾將所言,認定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經死於亂軍之中,江南戰事即將結束。可是沒過多久,太平軍殘部竄入湖州,左宗棠偵悉洪福瑱仍為軍中在職領袖,於是密疏奏報朝廷。曾國藩聽聞這一消息後,懷疑左宗棠別有居心,因此十分惱怒,騰章加以駁斥,說左宗棠誇大其詞,有故意邀功請賞之嫌;此時,閩浙總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又豈肯無辜受責?他具疏自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憤,指斥曾國藩欺君罔上。這樣一折騰,事情就鬧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際,也不好出面評判誰是誰非,幹脆降諭旨兩相調解。曾、左二巨頭公然反目,一些小人樂觀其爭,好從中漁利,故而調和者少,挑撥者多,儼然形成兩大水火不容的敵壘,矛盾越積越深,死結越打越牢。洪福瑱最終被江西巡撫沈葆楨捕殺,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軍算是完了,曾國藩、左宗棠之間的恩怨卻還沒完。
  曾國藩晚年對人說:「我平生最講求的就是『誠信』二字,他居然罵我欺君,我還能不耿耿於懷!」不開心歸不開心,不愜意歸不愜意,真要說到「公忠體國」這一點上,曾國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當年,有人從西北邊陲考察歸來,與曾國藩談及左宗棠治軍施政,事事雷厲風行,卓見成效,曾國藩由衷佩服,擊案贊嘆道:「當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僅我難以為繼,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於九原,恐怕也接不起這副擔子。你說是朝端無兩,我認為是天下第一!」曾國藩說這話,的確有過人的雅量和誠懇,不是故意擺出高姿態。
  大學者王闓運於同治十年(1871)遊歷於江淮之間,其年九月路過清江浦,巧遇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巡視船。久別重逢,賓主相見甚歡,一同看戲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過年》。王闓運猜道:「這齣戲肯定是中堂點的。」曾國藩問他何以見得。王闓運說:「當初(你)剛起兵時就想唱。」曾國藩聞言大笑。俗話說,「王小二過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國藩剛樹立湘軍大纛時,屢遭敗績,困窘不堪,年年難過年年過;如今垂垂老矣,身體和心境逐年頹落。礙於這兩層意思,誰還敢在曾國藩面前哪壺不開提哪壺?趁著曾國藩神色歡愉,王闓運建議他與左宗棠捐棄前嫌宿怨,重修舊好,原本只是一場誤會嘛,又何苦長期失和?曾國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樓頭,我如何攀談?」其實,曾國藩心氣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們天各一方,無由相見。
  曾國藩與左宗棠為一時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個性太強,圭角畢張,鋒稜嶄露,對一切睥睨視之。他予智予雄,縱然心下敬重曾國藩,也不肯掛在口頭。不錯,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國藩能夠與他相提並論。英雄的孤獨,其極端形式表現為:對手死了,比朋友死了還可悲。因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廣交,相頡頏的對手卻不可多得,有時甚至會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我」的程度,所以對手一旦撒手塵寰,他的「劍」就將束之高閣,從此無所指,無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頭的火色也會隨之暗淡。
  曾國藩棄世後,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誼,頗為傷感,他在家書中說:「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也難恝然也。已致賻四百金。」他還特製輓聯一副,剖白心跡:「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足見兩人早年寶貴的交誼,雖然中途擱淺,卻並未棄置和斷絕。
  粗略看一看曾國藩和左宗棠之間的交誼始末,我不禁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傷,那道「創口」就很難癒合。爭來爭去,爭些什麼呢?無非爭口閑氣。曾國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進一步山窮水盡,各退一步海闊天空,你健康我快樂才好,可是他們都靜等著對方先伸出橄欖枝,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遺憾。硬要等到其中一個死了,另一個再用輓聯輓詩致敬誌哀說好說歹,此時亮出高姿態低姿態,教明眼人看著,已很難認同。
  曾國藩與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後死者念及舊情,有所補救,還不算抱恨終天。北宋大臣韓琦與富弼,均為一代名賢,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幫,後因政見偶然不合,竟至於絕交,彼此不相往來。韓琦去世了,富弼也沒去弔唁,如此鐵石心腸,你說說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有人認為曾國藩與左宗棠鬧彆扭是暗中默契唱雙簧,左宗棠以塞防為急,李鴻章以海防為先,兩人意見不合,勢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漢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滿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須將屢試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這番高見,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臆測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場高層,彼此很難精誠團結,個個都有自己獨立的圈子和幫派,誰肯服誰的氣?何況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準了一個「理」字,就絕不管自己的言行會不會深度傷害到對方。因此我並不認同「曾、左二公唱雙簧」和「左、李二公施故伎」的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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