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話
顧問及審稿人
鄭欽仁 李永熾 林明德
張勝彥 張炎憲 溫振華
蔡錦堂 戴寶村 謝嘉祥
執筆人
李筱峰
在世界最大的陸地和世界最大的海洋交會的中心位置，有一個島國。
她曾經以「福爾摩沙」(formOSA，美麗島)聞名全世界。這個「婆娑之洋」中的「美麗之島」，以前也曾經被稱為「流求」「北港」「笨港」「東番」「雞籠山」「大灣」「大員」「台員」…不一而足。現在，全世界幾乎都叫她「台灣」。
一
目前所知，早在一萬五千到五萬年前，台東長濱鄉出土的「長濱文化」遺址留下台灣最早的人類活動的遺跡，當時仍屬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過著採集、狩獵、捕魚的生活。至於距今約四千年至一萬年的「大坌坑文化」，又稱粗繩紋陶文化，以台北縣八里鄉大坌坑遺址為代表，已開始種作，是台灣新石器時代的開始。近百年來，台灣出土的考古遺址，遍布全島，至少有一千二百五十處之多，可見台灣到處都有先民的遺跡。
在十七世紀荷蘭人、漢人移入台灣之前，居住台灣的原住民是屬於「南島語系」(或稱「印度尼西亞語系」)民族。原住民族呈現多元而複雜情形，約略分為二十個族群，依漢化程度，習慣被區分成「平埔族」和所謂「高山族」(日治時代稱「高砂族」)。所謂「高山族」，其體質與部分文化特色至今大底尚清晰可辨(有九族或十族之分)，至於平埔族(也分為九族或十族)則已模糊難分。在漢人、荷蘭人入台之前，從台灣北端，沿著西部平原，一直到恆春半島，以及東北的宜蘭平原，散居著許多平埔族。經過三世紀多受到外來移入者的侵擾、威脅、同化，以及生存的需要，平埔族的文化特色逐漸與漢人難以區分。今天台灣住民當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具有平埔族的血統。鄭氏王國時代及清領前期，渡台者多為單身男子，他們有許多人與在地的平埔族通婚，這種「天作之合」，使得漢人「羅漢腳」從此不再浪跡天涯，而粗耕的平埔族則引進較進步的農耕技術與人力。以前台灣南部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正反映早期部分台灣人的血緣的混融。台灣很多地名、姓氏、風俗、信仰、歌謠等，則保留了平埔歷史文化的遺緒。
二
十五、六世紀中，歐洲經過幾次的海上大航行(所謂「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闢」)之後，世界從此進入海權時代。在海權爭霸的國際環境下，台灣被迫走進近代的世界史。十七世紀初，除了一些零星的日本人、漢人、海盜遊走進出於台灣之外，西方重商主義國家也開始意圖染指台灣。此時遠東海面已形成鼎足而三的形勢：租得明帝國之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菲律賓呂宋島的西班牙、盤據爪哇的荷蘭，在遠東海面展開商業和殖民競爭。因此，台灣淪為帝國主義的獵場，乃勢所必然。
荷蘭人在遠東的商業目的，原以明帝國為重要對象，但因受制於葡人的競爭和明朝當局的抵制，荷人只好轉向澎湖，先後在一六○四、一六二二年兩度進佔澎湖。澎湖自十四世紀中葉，已有元朝政府設官治理，早被納入「中國」版圖。所以明朝政府乃於一六二三年派兵與荷蘭人在澎湖交戰，歷經八月不分勝負，終而議和。在議和訂約中，明朝當局要求荷蘭退出澎湖，如果退出澎湖之後，去佔領對面的「化外之島」台灣，明朝政府則無異議。經此議和，荷蘭人遂在一六二四年進入南台灣。
荷蘭人入台的第二年，西班牙不甘示弱，也自馬尼拉派兵佔領台灣北部，與南部的荷蘭人展開殖民及商業競爭。經過十六年的競爭，在嘉南平原上擁有米、糖、鹿皮等經貿大宗的荷蘭，趕走了在經濟發展上佔下風的北部的西班牙人。
荷蘭統治台灣前後共約三十八年，荷蘭人在台灣發展貿易，並以台灣作為轉口站，台灣成為明帝國、日本、南洋、歐洲等地的貨物集散中心。此時的台灣，已躍入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有別於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式的小農經濟。不過，荷人在台灣的統治畢竟是剝削式的殖民統治，一六五○年左右，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每年純益約四十萬荷幣(約四噸黃金)，無怪乎一位荷蘭總督說：「台灣真是公司的一頭好乳牛」。
荷蘭人為了生產米糖，曾向閩南招募人手，所以自一六三七年到一六五二年之間，約有二萬名閩南人移民台灣，受雇於荷蘭人從事稻米與甘蔗的種植。
荷人招募漢人入台，但因實施剝削的殖民地政策，稅賦繁重，引起漢人不滿，在荷人統治的最後十年，爆發漢人郭懷一領導的抗荷事件，雖然失敗，但此後荷蘭在台統治，逐漸不穩。
三
自一六四七年起，標舉「反清復明」的「國姓爺」鄭成功，據守閩南沿海及金、廈等島，圖謀恢復明朝，苦撐十幾年不得結果，為了「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鄭氏於一六六一年攻佔台灣，為他的軍隊找到供應糧食的來源，而台灣則無異增加了一批農耕隊。鄭軍各營各鎮部隊，分批在嘉南、高屏平原上屯田開墾，為該地區留下帶有「營」「鎮」「勁」「協」等稱號的地名，延用至今。
鄭成功取台五個月即去世，子鄭經在權力鬥爭勝利後即位。一六六三年，鄭軍全面撤出閩南沿海，進入台灣。鄭經自稱「東寧建國」，國際稱呼他為The King of Tyawan，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這是台灣史上首次出現漢人建立的獨立政權。
鄭經進入台灣後，在陳永華的輔佐下，「東寧王國」一方面引進中原政權的文教制度，如設科舉、建孔廟；另一方面則相當「國際化」－發展國際貿易。清廷雖封鎖台灣，但台灣轉而向外發展國際貿易，使得台灣仍維持自荷蘭以來遠東商品的集散地的角色。一六七○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台灣還設有商館。此時的東寧王國，儼然以島國之姿，雄據東亞。
可惜，「東寧建國」的鄭經，卻心有旁騖，他在獨立建國的十年後，介入清國的「三藩之役」，發動一場反攻大陸的戰爭，結果因此「套牢」，等到自大陸敗退回台後，從此一蹶不振。鄭經死後，東寧王朝又在一陣權力鬥爭之中，更加腐敗，人心潰散。繼位不久的鄭克塽，終被權臣脅迫，率東寧亡國百官，向清國投降，結束鄭氏政權在台二十二年的統治，時為一六八三年。
四
清國雖降服台灣的鄭氏政權，但剛開始對台灣卻沒有強烈的領土野心。康熙皇帝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倒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因此有意放棄台灣，後因率兵攻台的施琅力爭，才勉強將台灣留下，所以台灣自一六八四年起才正式被併入「中國」版圖，在此之前，台灣未曾是「中國」任何王朝的領土。
清國既然勉強留下台灣，因此治台政策採消極態度。在清朝統領台灣的兩百一十二年當中，真正用心於台灣之建設，僅在最後二十年。清初對台灣極不放心，視台灣為危險之地，派自大陸的官吏三年一調，調自大陸的駐兵也三年輪班，以防未然，也不鼓勵大陸人移民台灣，移民渡台，諸多限制。在西方世界正掀起海外殖民競爭之際，清國此舉，實為時代之異數。然而，移民政策雖多門檻，但閩粵移民卻不斷湧入，或正式持有照單入台，或買通船頭偷渡，皆不計九死一生，甘冒「黑水溝」波濤之險，真所謂「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台灣提供了閩粵難民一個新生存活的天地。
渡台開墾的移民，來自不同原鄉，由於生存競爭，遂發生磨擦，進而衝突群鬥，閩客互鬥、漳泉相拼，此即所謂「分類械鬥」。清治兩百多年內，台灣社會發生過六十多次的械鬥。
除械鬥外，清治台灣社會「民變」迭起。由於台灣吏治之壞，為全清國之冠，賦稅之重，也倍於清國內地，而且台灣米糧經常被徵送福建賑災，台灣仿似福建的殖民地。在「一隻牛剝兩層皮」的生活夾縫中，許多游民和農民乃鋌而走險，聚眾抗官。兩世紀多的清代台灣社會，發生過大規模的民變，就有七十餘起，而小者尚未計入，無怪乎台灣俗諺稱「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滿清因消極治台，台灣之發展主要是靠民間的努力。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降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過去做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台灣的商業發展，由國際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郊商」興起，往來台灣與中國沿海之間，輸出農產，輸入手工業品。「郊」是貨品進出口的商業集團，一七二○年代在府城台南先發展出來；一七七○年代，郊商的發展也在鹿港急速興起；到了一七九○年代，則發展到艋胛(今萬華)一帶。所以俗諺說「一府二鹿三艋胛」，多少說明著這種商業發展由南移北的進程。
十九世紀四○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一八六○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淡水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糖原本有國際市場，樟腦更是獨特商品，茶也後來居上。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台灣的經濟和政治重心也因此逐漸由南往北移。
甫進入明治維新的日本，也開始覬覦台灣，藉口琉球民遇害之事，於一八七四年發動「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屏東，後經交涉議和。歷經此事後，清廷接受沈葆楨建議，才較積極從事台灣的防務建設。十年後(一八八四)，清法戰爭，法軍曾侵入北台灣，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於戰後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本來近代化起步較清國內地慢約一、二十年的台灣，成績卻後來居上，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可惜，這是「滿大人」統治台灣的最後十年。
五
一八九四年，清國為了朝鮮主權問題，和日本發生甲午戰爭，清國打敗仗，最後卻出賣二千公里外，與此事毫不相干的台灣。做為大陸政權之邊陲的台灣，就必須背負大陸政權腐敗與落後的包袱，這是歷史的必然。雖然台灣官紳成立「台灣民主國」(一八九五.五)，以獨立之名行抗日之實，但終究不敵 。日本正式領台，長達半世紀之久。
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起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奠定日本在台的殖民地統治基礎。日治五十年間，在台灣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体系，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
日本在台的經營，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策，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亦即殖民地的剝削網路)，必須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但亦因而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十九世紀末葉已萌芽的全島一体的台灣意識。
儘管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內有相當的建設，但其本質是剝削和壟斷的，除親日的台籍買辦之外，台灣人普遍受到歧視，因此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日本領台期間的前二十年，發生過二十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一九三○年，山地的泰雅族更掀起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不過，這些武裝抗日事件，大多為傳統式的農民暴動，或改朝換代的易姓革命，而不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
直到一九二○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日本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興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一九二○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拉開一九二○年代各項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動；有《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刊物的相繼發行；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結合青年學生及台灣各地社會領袖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例如，一九二六年「文協」在全台灣舉辦了三百十五次的文化巡迴演講，聽講人數達十一萬兩千九百多人，啟迪民眾影響不小。「文協」成為往後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老幹部另組「台灣民眾黨」。一九三○年台灣民眾黨又分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而農工運動團体方面，有「台灣農民組合」(一九二六.六)「台灣工友總聯盟」(一九二八.二)。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此外，尚有許多小團体，也在一九二○年代出現，不一而足。簡單言之，一九二○年代的上半期，是台灣社運團体萌芽發展的時期，下半期則是各社運團体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階段。直到一九三○年代初期起，隨著戰爭局勢的逐步緊張，日本當局開始採取高壓手段，這些社運團体才紛紛式微。
政治社會運動消沉之後，一九三○年代文學、美術、戲劇等運動代之而起。台灣新文化的追求，促進台灣知識份子主動思考台灣的圖像，激發台灣意識的茁長。
一九三七年以降，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試圖改造台灣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戰結束，也結束日本在台五十年統治。半世紀的日本統治，台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台灣社會的近代化，都起了相當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