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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學運

三月學運



中正紀念堂

三月學運,發生自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又稱台北學運或野百合學運。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不但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同時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着相當程度的影響。在該次學生運動後,總統李登輝一方面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所謂「萬年國會」的運作,台灣的民主化工程從此進入另一嶄新紀元。

事件背景
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社會就歷經劇烈的變動:解嚴、解除報禁、黨禁,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着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室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莊智 2002年)。

然而,相對於社會力的蓬勃發展,政治上的種種改革,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1990年是第8屆中華民國總統改選的年份,當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為第八屆正副總統候選人,但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所謂「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李登輝)之爭,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但因林洋港拒絕接受連署而破局,而這兩派之爭又牽涉敏感的「省籍問題」,史稱「二月政爭」。就在同年3月13日,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爭權牟利的行為,不但開始感到不耐,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四起。由於民進黨黨主席及國代赴總統府請願,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1990年3月16日,9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出寫着「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三月學運」揭開了序幕(林美娜 1990,35,圖片頁)。

事件經過

3月16日
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於是,一些學運份子、社運份子、以及媒體記者,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三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

3月17日
由於媒體的報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2000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3月18日



1990年3月18日

3月18日,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當天下午,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三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也是在這一天,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

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引自林美娜 1990,83)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3月19日
3月19日,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10時,10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李登輝與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11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因此此次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野百合的春天〉傳單中,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有如下的說明: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引自林美娜 1990,116)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3月20日

3月20日,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儘早結束靜坐行動。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稍後,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開始呼籲學生儘速返校上課。

3月21日
3月21日,甫當選第八任總統的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在總統府接見53名學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
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引自林美娜 1990,141)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22日早上宣佈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

3月22日
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學運。

影響
同年6月28日,李登輝於台北市圓山飯店舉行「國是會議」,150位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三月學運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比較巨觀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不著撰人 nd)。另一方面,對於學校裏面的校園文化而言,「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王振寰 1990,274)。

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事實上,很多現在屬於民進黨陣營、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其實都和三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以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比如說,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范雲、《蘋果日報》總編輯陳裕鑫、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前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立法委員郭正亮、李昆澤、鄭麗文、前立法委員段宜康、前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前新聞局長鄭文燦等,都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莊智 2002)。在某種程度上,「學生運動」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

後續

「野百合腐爛,好臭」記者會
2004年4月9日,曾經參加三月學運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執行長何燕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郭明珠、蘆荻社區大學主任李易昆、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發言人顧玉玲、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張榮哲、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總幹事莊妙慈、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團長陳柏偉、女工團結生產線總幹事賴香伶、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秘書長黃小陵、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秘書長王芳萍、中國時報產業工會總幹事蘇雅婷、台灣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秘書卓玉梅等12位台灣社運人士在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門口舉行「野百合腐爛,好臭」記者會。他們說,他們受到三月學運的啟蒙,投身台灣基層社會運動,以行動實踐三月學運的「人民民主」口號與對抗國家機器的社運路線;但是,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民進黨文宣部副主任鄭文燦等政治權貴頂着「學運先行者」的光環,藉由三月學運進入中華民國體制、成為政治權貴,卻侃侃以特定政治立場與統治者姿態粗暴打壓弱勢者的發聲空間、污名化新野百合學運;無論是2004年4月5日鄭文燦說的「絕食抗爭的學生是對民主化的不適應」還是2004年4月6日林佳龍說的「學生還未釐清體制外群眾運動與體制內司法途徑的關係」,都是這一類的例子,行徑粗野無比,早已「穿了皮鞋,忘了草鞋」,背叛三月學運「反壓迫」的精神。他們捏著鼻子,拿出已乾枯腐爛的百合花,丟棄在地上,象徵藉由三月學運進入中華民國體制的政治權貴腐化,「百合之腐,其臭無比」。顧玉玲強調,三月學運變成部分人士晉身政治權貴行列的最佳捷徑,讓反壓迫者變成壓迫者;新野百合學運反而成了照妖鏡,照出這些政治權貴的真面目,台灣社會應該嚴厲批判這些政治權貴。

野百合同學會
2008年1月6日13時30分,曾經參加三月學運的16位學者帶領數目不明的年輕學生重返中正紀念堂廣場,召開「野百合同學會」,發起「向民進黨討回黨產,把歷史還給人民」行動,宣稱要尋回三月學運的精神。[4]他們公開批評,民進黨不僅強烈扭曲與篩選台灣民主化歷史,更意圖把台灣民主化歷史變成該黨的「黨產」(即意圖讓民眾誤以為「台灣民主化,完全是民進黨的功勞」),所以他們要向該黨「討回黨產」;這個「黨產」是台灣人民共同創造的歷史,也是被政黨剝削的財產。

「野百合同學會」發起人之一的蘆荻社區大學主任李易昆批評:「『野百合』是學生們自發、草根性的社運,什麼時候變成民進黨的了?」他說:「我當時在廣場被啟蒙。民進黨以此方式收割,是強暴歷史。」

「野百合同學會」聯絡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是三月學運決策小組成員之一。他批評,民進黨「改造」中正紀念堂,只是為了該黨的政治目的;當年參加三月學運的人,「那些藉學生運動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他們高居廟堂,早已把野百合搞成爛百合;而我們依舊是保有野性、自主、生命力強的野百合!」他又批評,民進黨以野百合作為臺灣民主紀念館的象徵,是非常諷刺的事情:「元旦(2008年1月1日)我們看到臺灣民主紀念館廣場上巨型布幔上的台灣百合,想着:『那不是我們的野百合。我們的百合是自主、草根的社會運動,這些不該被民進黨據為己有。』」他批評,在民進黨的政治動員下,野百合被民進黨偷掛在蔣介石銅像前的大斜坡上並襯上綠底,這是對三月學運歷史剩餘價值的終極消費,「學生自發反威權的精神也被染綠,收歸為民進黨黨產。」他又批評,在臺灣民主紀念館內,只將二戰後的台灣民主運動書寫成「民進黨版」的黨外運動,見不到孕育三月學運基底的1980年代台灣社運軌跡,過去各類型的台灣社運歷史更慘遭全盤抹殺;而且,「民進黨膽敢以達悟族人的獨木舟作風箏,作為追求『自由之風』的象徵;試問:他們執政後,是怎麼對待原住民呢?」他依此批評,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統治,本質並沒有不同,這兩個大黨都是兩個並存的統治階級。他也批評,國民黨從威權體制一路走來,直到政權被民進黨取代,都沒有真正思考與檢討,「看現在的民主紀念館就很清楚,民眾還是夾在兩大政黨機器中、被擠壓。」「國民黨偷人民的錢,民進黨偷人民的歷史,兩者都是不當黨產,人民都要討回來!」

台灣電影《最遙遠的距離》導演林靖傑也是三月學運成員。他諷刺:「野百合變成(民進黨)政權消費的符號。」他批評,有些三月學運成員成為政治明星,在民進黨執政以後都做了高官,卻忘了三月學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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