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oh

秦始皇滅諸侯，置郡縣，建立了我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多民族的封建統一國家。無庸置疑，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但是在戰國時代，諸侯割據，“七雄”並爭，為什麼只有秦能夠統一？對於這個大家所熟知的問題，過去由於史書記載語焉不詳，我們只能知道一個大概的情況。現在我們通過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的整理研究，至少是對秦的一方有了較多的感性認識。

一

秦的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起決定作用的當然是廣大勞動人民。但有一點也不容忽視，秦國和東方六國相比，它在統一的准備和進行過程中，確是發揮了較大的主觀能動作用。這一點在秦律中有著充分的體現。當時的地主階級正處於上升時期，因此秦律的內容也還含有一種朝氣蓬勃、富於進取的革新精神。

耕戰政策，是秦的基本國策。“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君書·農戰》）。從商鞅到秦始皇，秦國始終堅持了這一政策。廣大勞動人民在這種政策下，努力從事耕戰，從而使秦國國富兵強，為秦始皇的統一准備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秦簡中保留了不少有關重農政策的法律條文。例如《田律》規定:地方官在時雨之後，或連受旱、澇、蟲、風等自然災害時，必須及時向上級報告得益和受災面積，以便上級掌握農業生產情況，采取相應措施。《廄苑律》、《牛羊課》規定:如飼養耕牛好的，獎田啬夫一壺酒、十條干肉，賜牛長三十日勞績，免除飼養人一期(三十天)更役；飼養不好的，田啬夫要受斥責，並罰飼養人服徭役兩個月；如果牛減膘，則笞打主事者(牛長)。這些規定，對農牧業的發展也能起到促進作用。由於當時戰爭頻繁，為了保證有足夠的農業生產勞動力，《戍律》規定:“同居毋並行”即一戶不得有兩人同時戍邊。縣啬夫、尉及士吏征發戍役時，如果違反這一規定，要罰二甲。《司空律》還規定:以勞役抵償罰金的人在農忙季節可以“歸田農，種時(莳)、治苗，時各二旬”。《倉律》在秦律中占了相當大的篇幅，從糧食的收藏到加工、使用都制定了詳細的法令。例如糧食入倉，“辄為廥籍”，即登記石數，並注明倉啬夫、佐、史、廪人等倉庫管理人員的姓名，共同加以封印。糧食出倉，也要經過同樣手續。如果出現虧空，隱匿不報，或者移贏補虧，與盜竊同罪。如因保管不善使糧食損壞而無法食用，不滿百石以下，斥責官啬夫；百石以上到千石，罰官啬夫一甲；過千石以上，罰官啬夫二甲，令官啬夫、冗吏共同補償腐敗禾粟（《效律》)。不但大量糧食虧損要受到懲罰，即使少量耗損也不行。如果倉庫裡有三個以上老鼠洞，就要罰一盾(《法律答問》)。嚴密的倉庫保管制度減少了糧食儲藏過程中的貪污和損耗現象。封建國家有沒有足夠的糧食，不僅關系到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影響到地主階級政權的鞏固，《倉律》正是從這一個側面反映了秦統治者的重農思想。另外，在《金布律》、《效律》等律文中，對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限制商人的投機倒把活動等也作了若干規定，這些規定對加速封建經濟的發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史稱:“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列傳》）

秦自商鞅變法以來就實行軍功爵制度，用重賞鼓勵人民在戰爭中殺敵立功。“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商君書·境內》）。《封診式》中有“奪首”、“爭首”兩個案例，生動地反映了秦執行軍爵制度的情況。秦簡中的《軍爵律》規定“從軍當以勞論及賜”，即按功勞行賞。《秦律雜抄》也規定戰死者有賞，“論其後”，即把死者的爵位賞給他的後人。如果臨陣逃亡，則罰“以為隸臣”。由於實行了這種嚴格的賞罰制度，因而秦國之民遇有戰事，“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是以三軍之眾，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君書·畫策》）。這樣就使秦國的軍隊在七國之中成為戰斗力最強的部隊。秦律對軍隊訓練和武器裝備也非常重視。如《秦律雜抄》規定:發弩啬夫射不中目標，罰二甲，免除其職務。駕驺被任命四年，不能駕御，要補償四年的徭戍，並罰教者一盾，免除其教練職務。發給士卒的兵器不完善，罰丞、庫啬夫、吏二甲，撤銷其職務，永不敘用。秦律對於違反各種法令和制度的人往往罰以“赀”若干甲或盾，這也和統一戰爭需要大量武器裝備有關。另外，律文還規定:凡是騎兵都是先賦馬，然後再選拔從軍者。參軍之後，還要進行課試，如果馬被評為下等，令、丞、司馬都要受罰。有了這樣嚴格的考核制度，自然會收到兵強馬壯的效果。
秦律能不能有效地發揮它的作用，秦的耕戰政策能不能貫徹執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級官吏能不能忠實地執行。秦簡《為吏之道》列舉了吏有“五善”、“五失”，《語書》更明確提出了“良吏”與“惡吏”的問題。所謂“良吏”，就是“明法律令”，有辦事能力，廉潔忠實而“好佐上”，出於“公心”，能團結下屬，正身守法，不喜爭功的人。“惡吏”則與之相反，《語書》不但給他們勾畫了一副弄虛作假、招搖撞騙的丑惡臉譜，而且提出嚴重警告，“如此者不可不為罰”；對其中作惡多端的人，還要“志千裡使有籍書之”，即記錄在案，通報全國各地，作為“惡吏”的典型。在秦律中保存了大量的有關官吏的任免、升遷和賞罰的條文，這些條文都貫串著一個基本精神，即以是否通曉和能否執行法律作為考核官吏的主要標准。秦律十分強調法治，並首先要求各級官吏必須知法、依法、執法，不得違法。例如《法律答問》專門有一條解釋什麼叫“犯令”、“廢令”的問題:“律所謂者，令曰勿為而為之，是謂犯令；令曰為之，弗為，是謂法(廢)令h（也）。”凡是犯令或廢令的官吏都要依法懲辦。《除吏律》還對那些陽奉陰違、拒不執行中央政權各項政策法令的官吏，嚴加懲辦。《行書律》甚至規定凡是“命書”和急件，必須立即執行；不是急件，也要當天處理完畢，不得拖延，拖延者依法論處。

秦律非常重視各級官吏的選擇和任用。例如《置吏律》規定:任用“吏尉”等官吏，如果任用了不該任用的人，未經上級審批，擅自讓其到職視事或加以派遣，就要依法論處。《除吏律》、《內史雜》更明確規定:“任法(廢)官者為吏，赀二甲。”“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為官府佐、史及禁苑憲盜”。禁止任用這些人為吏或擔任禁苑的治安保衛工作，對於鞏固封建地主階級政權有重大的意義。為了提高官府的行政效率，嚴防官吏違法亂紀，秦律還十分強調官吏的責任制和實行對官吏的考核制度。《效律》規定:官吏各有自己的職責，如果失職，就要受處分。《為吏之道》列舉了當時縣級政權機構的職責范圍，它們不但要執行最高統治者所頒布的各種命令和诏書，征發賦稅、徭役和兵役；而且要管理農田水利、官府手工業、倉庫、苑囿等事，總共不下二三十項。每一項都有專人負責，並且制訂有專門的制度和法律。如果官吏玩忽職守，消極怠工，就要按法律治罪；已造成的損失，還要依情節輕重勒令其賠償。對於欺騙上級、作奸犯科的官吏，更是嚴懲不貸。《法律答問》規定，官吏弄虛作假，其罪在罰盾以上，不僅要依法論處，而且要撤職永不敘用。另外，秦律對於官吏濫用權勢、假公濟私、偽造命令、盜用官印、私自挪用公款以及破壞耕戰等等，也都分別列有懲治的條例。

總之，從秦律可以看出，封建國家力圖通過法律的保證，使各級官吏成為地主階級政權得心應手的工具。因為只有秦的各級官吏都能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才有可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荀況曾周游列國，以後入秦，秦丞相范睢問他:“入秦何所見？”他回答:“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荀子·強國》）認為秦國是當時列國中治理得最好的諸侯國，已接近“治之至也”的境界，並希望秦國再接再厲，以期“令行於天下”。果然不出荀況所料，秦始皇即位以後，只用了10年時間，就滅掉六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

三

秦的統一戰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還有一個曲折的過程。秦簡《編年記》記載了從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80多年間秦對三晉和齊、楚的一系列戰爭。可以看出，秦昭王三十八年以前，由於在穰侯魏冉遠攻近交的錯誤政策指導下，雖然戰爭頻繁，但秦的實際得益甚小。秦昭王三十九年以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采用了范睢的遠交近攻的正確政策，把戰爭的目標集中到鄰近的三晉，而於三晉之中又以韓為首攻的對象，所以沒有幾年，就先後攻占了魏的懷、邢丘和韓的少曲、高平、野王。這幾次戰役對削弱韓、魏，加強秦的勢力，創造隨時可以出擊的態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特別是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著名的長平之戰的勝利，殲滅了趙的有生力量，從此三晉再也無力和秦國對抗了。

公元前231年秦始皇親政以後，繼續推行遠交近攻政策，預計進程是先滅韓，次滅趙、魏及楚、燕，最後滅齊。在統一戰爭期間，六國的封建割據勢力越是臨近末日，越是要作垂死的掙扎，統一與分裂的斗爭達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編年記》對這個情況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南郡備敬(警)”，“廿年，韓王居山”，“廿一年，韓王死”，這些都不見於史籍記載。按秦始皇十九年，為滅韓的第三年，剛剛打開統一戰爭的局面。南郡原是楚的故都郢所在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取郢以為南郡，南郡的北境緊靠故韓國的南境。《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一年新鄭反。”新鄭為韓都，故韓亦稱新鄭。這條記載和秦簡《編年記》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記事聯系起來看，就可以看出，韓國滅亡以後，韓國的貴族並不甘心失敗，仍在企圖復辟，並發動叛亂。而秦國也在時刻警備韓國貴族的復辟叛亂活動。“新鄭反”和“韓王死”發生在同一年，不是偶然的，說明這次韓國貴族一旦發動叛亂，迅即遭到秦的鎮壓並陷於失敗，而韓王也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

《編年記》又記:“廿三年，興，攻荊，守陽死。四月，昌文君死。”這條記載則又和秦鎮壓楚的反撲有關。《史記·秦始皇本記》載二十三年“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一作“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這兩條記載為同一件事，昌平君應為秦簡中昌文君之訛，簡中另一個死者或即項燕。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後也曾提到此事:“荊王獻青陽（今長沙）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荊地。”這次以項燕、昌文君為首的楚國貴族公然在江南打出反秦的旗幟，但結果也不過一年，就遭到全軍覆沒的命運，昌文君死，項燕自殺。

以上記載，都說明秦的統一，到這時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再過兩年，即公元前221年，秦滅齊，中國的歷史終於出現一個大統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