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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從烏台詩案到車蓋亭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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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ram
時間:
2014-11-25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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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從烏台詩案到車蓋亭詩案
烏台詩案發生於1079年;車蓋亭詩案發生於1089年兩次都是文字獄,前後相隔10年。烏台詩案與事主蘇東坡的名聲成正比,在歷史上影響非常大;車蓋亭詩案的事主蔡確雖然貴為宰相,但文名遠不如坡公,又被宋史列入奸臣傳,所以車蓋亭詩案幾乎被歷史遺忘。其實,如果說烏台詩案作為一個政治事件,還能算事出有因的話,車蓋亭詩案則純屬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烏台詩案是改革派打擊保守派,車蓋亭詩案則是保守派打擊改革派,它們都是北宋知識分子之間的政治傾軋,給我們留下一條從無恥走向更加無恥的政治軌跡。
蘇軾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監獄受審,漢代御史台官署內曾經遍植柏樹,柏樹上常有數百隻烏鴉築巢,所以,人們又把御史台稱為「烏台」,蘇軾一案也就因此被後人稱為烏台詩案。烏台詩案起於《湖州謝上表》。元豐二年三月,蘇軾由徐州市長調任太湖之濱的湖州市長,按照北宋官場規矩,得上表謝恩。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其中「新進」和「生事」兩個詞是有背景的:司馬光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其中指責王安石變法是生事,王安石以《答司馬諫議書》反駁;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把王安石提拔的年輕改革官員稱為新進。《湖州謝上表》是在朝廷報紙上公開發表的,由於文壇領袖蘇軾的巨大影響,那些生事的新進們便成為帝國官僚集團私底下的笑柄。於是,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反擊,他摘引生事和新進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僅憑《湖州謝上表》當然興不起大獄。恰巧此時蘇軾又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監察御史里行舒亶潛心研究四個月之後,從中找出幾首詩,掀起對蘇軾的第二次攻擊波。舒亶上章彈劾蘇軾:「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它觸物及事,應口所言,無形不以譏謗為主。」
隨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後腳殺到,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編了四條理由說明應該對蘇軾處以極刑。三波攻擊之後,宋神宗也覺得蘇軾詩歌中確有諷刺新政的內容,蘇軾又是當時文壇領袖,如果任由其詩歌傳播,對新政的推行肯定不利,於是決定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到湖州拘捕蘇軾。得到消息的駙馬王詵趕快派人告訴蘇轍,讓他通知蘇軾,所以蘇軾家里在皇甫遵到達湖州之前,已經燒了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欽差大臣皇甫遵到來之後,蘇軾嚇得六神無主,還是通判讓他穿著官服見皇甫遵。蘇軾在被押解到京的途中,經過揚州江面和太湖時都曾想過自殺。7月28日被捕,8月18日被送進御史台監獄,20日被正式提審。蘇軾在監獄里的四個多月,監獄內外、朝廷上下,像一齣戲一樣熱鬧上演。
蘇軾在監獄里的日子肯定不好過,被嚴刑逼供,在那個時代也是家常便飯,史料記載詬辱通宵不忍聞。兒子蘇邁往監獄為其父送飯,然後相約一套暗語如果送的是蔬菜和肉食,那就證明一切都還正常,如果送的是魚,那就是被判死刑的信號。有一天,蘇邁因為銀錢用盡了,需要出京去籌借,就委託朋友給蘇軾送飯。這位不知暗語的朋友,好心地給蘇軾送了一條熏魚,結果惹來蘇軾大驚,以悲傷之心,為其弟蘇轍留下兩首訣別詩,其中一首是:「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加上押解途中曾想自殺,蘇軾已是兩次從思想和情感上與死神擦肩而過。
政敵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當然想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他們還準備借烏台詩案把反對派一網打盡。李定上奏要求太后國喪也不赦免涉案人員;舒亶更狠,他奏請將司馬光、范鎮、張方平、李常以及蘇軾的另外五個朋友一律處死。此時的宰相王珪,是出名的「擬旨」、「傳旨」和「奉旨」的三旨宰相,迫於李定等的政治壓力,也被拉進來陷害蘇軾。蘇軾有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雲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以此向宋神宗挑撥離間:「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蘇軾反對新政、以詩文諷刺新政,這是連蘇軾都承認的事實;而事情至此蘇軾仍能不死,主要原因是此時北宋的政治仍然比較清明。以今天的普世價值來看,當然不能因言獲罪,但如果把蘇軾放在明朝、清朝呢?二十世紀中國因言獲罪者張志新烈士也是一例證。
當王珪在宋神宗面前挑撥離間之時,宋神宗明確告訴王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關鍵還在於,蘇軾歷來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反對派,但是,變法派中的正人君子,卻有因友情和愛才而援手救蘇軾者。蘇軾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此時已是朝廷高層領導,作為蘇軾的政敵,章惇不但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明哲保身,反是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當面喝斥宰相王珪的險惡用心,堅決反對置蘇軾於死地。蘇軾一貫反對的變法派領袖王安石,此時雖早已退休林下,作為非常成熟的老政治家,從未因任何政治原因和私事上書過朝廷,此時也為才子蘇軾而上奏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最後,蘇軾被貶黃州團練副使,雖無權簽署公文,也還是一個武裝部副部長。司馬光、范鎮、張方平、黃庭堅等29位大臣名士雖也受到處罰,但除了透露國家機密的駙馬王詵被削除一切官爵,願納還一切官位為兄贖罪的蘇轍被調高安任筠州酒監之外,大多是像徵性地罰銅二三十斤了事。而蔡確的車蓋亭詩案發生之時,北宋朝廷政治雖不如後來的紹聖時期和崇寧時期混亂和險惡,卻也已進入乖張時期。宋神宗英年早逝,宗哲宗繼位年僅10歲,由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宣仁太后早就非常痛恨王安石變法派,朝廷政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身,在野十多年的保守派重回朝廷,在朝的改革派紛紛被貶出朝廷。時任宰相蔡確,本是王安石變法的堅定追隨者,被貶為陳州知州,不久又改遷湖北安陸。就在遊覽安陸名勝車蓋亭的時候,從政治潮頭浮沉而下、萬千思緒從心底湧出的蔡確,寫了《夏日登車蓋亭》絕句十首。知漢陽軍吳處厚,蔡確曾從其學賦,蔡確元豐年間當宰相後,吳處厚曾求蔡確幫忙,蔡確沒有理睬,這便結下私怨。得知蔡確十首絕句,吳處厚便抓住機會,隨意曲解,無線上綱,上奏朝廷,說「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吳處厚認為第二首「睡覺莞然成獨笑」不懷好意,理由是「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確所笑何事」;吳處厚又指第十首「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兩句,是用唐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於武後事,將宣仁太后比作武則天。
問題在於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等保守派官員,馬上就抓住這個報復改革派官員的政治機會,《資治通鑒》副總編范祖禹居然能說:「蔡之罪惡,天下不容」。他們認為蔡確是王安石的重要黨羽,周圍聚集著一大批朋黨,都是奸邪小人,應該當借車蓋亭事件一網打盡,他們所列的蔡確朋黨名單有:蔡確、章惇、曾布和呂惠卿等,都是王安石手下的改革大將。宣仁太后詢問文彥博怎麼處理蔡確,文彥博建議貶為嶺南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保守派官員呂大防和劉摯也認為這個處理太重,以蔡母年高嶺南路遠為由,主張改遷他處,宣仁太后卻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保守派官員范純仁只好對呂大防感歎:「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
本來坡公已深陷無卿的政治泥潭,厭倦了元佑黨人內部的朔黨、蜀黨和洛黨之爭,自請外放杭州市長,元佑四年四月十一日,就在赴任杭州之前,坡公卻主動給朝廷上了一個《論行遣蔡確札子》,提出一個處理蔡確的荒誕方案-坡公希望由皇帝出面制獄審理蔡確,然後再由宣仁太后出面赦免,一個白臉一個紅臉雙簧演出。作為10年前烏台詩案的過來人,更作為當代大詩人,坡公當然知道蔡確的10首《夏日登車蓋亭》詩中,根本沒有吳處厚與元佑黨人所指控的內容,但他又不願白白放過政敵,希望蔡確也嘗嘗10年前自己在烏台監獄中那種生死不測、惶恐無助的滋味,尤其是這個載於《蘇軾文集》中的「札子」,因「出入之故」坡公完全有理由不上,這就使後人看到,在政治的殘酷傾軋中,坡公純良的人格也難免扭曲變形。
蔡確被貶嶺南新州,只有一個叫琵琶的愛妾相隨,另外就是一隻鸚鵡。每當蔡確想呼喚琵琶的時候,只要敲一下手里的茶杯,鸚鵡就會呼喚「琵琶」。不久琵琶得瘟疫而死,蔡確從此再沒敲過茶杯。一天,蔡確因事誤敲茶杯,鸚鵡聞聲又喚「琵琶」,蔡確觸景傷情,大感悲愴,當即賦詩一首:「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歷史就是這樣富有幽默感:到杭州當市長的蘇軾,到紹聖時期也被政敵貶到嶺南儋州,也只有愛妾朝雲跟隨,不久朝雲也死於難產;不同之處在於,琵琶死後,蔡確鬱鬱成疾,在新州四年之後便殞命嶺南,而坡公天性豁達樂觀,能夠渡過坎坷歲月從嶺南返回,雖然沒能走到朝廷,只走到途中的常州便撒手而去。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打擊面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獄,對整個改革派進行了一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保守派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將改革派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保守派還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張榜公佈,以示警告,並將已經貶出朝廷的改革派官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張商英等人加以再貶。以牙還牙,冤冤相報,此時已經成為北宋的政治特點:保守派「三賢三奸」的政治報復手段,被後來章惇和蔡京他們還以「元佑黨人碑」的升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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