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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的由來

228事件的由來



228 台北市228和平公園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及三月間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傷亡慘重﹑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做為台灣的子弟﹐有義務要了解它﹐並記取歷史的教訓。

事件由香煙引爆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寡婦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煙攤的香煙及身上的金錢﹐林婦不讓他們沒收﹐苦苦哀求﹐查緝員以槍管敲打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暈倒﹐圍觀的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旁觀的市民陳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眾更加氣憤﹐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人法辦﹐但沒有結果。

在協商桌上
三月一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推派代表謁見行政長官陳儀﹐並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應允﹐於當日十七時在電台廣播稱:一﹑立即解除戒嚴令﹔二﹑開釋被捕民眾﹔三﹑禁止軍警開槍﹔四﹑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

三月二日﹐以民意代表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公署亦派有五名官員參加。會中並決定變更該會組織﹐增加陣容﹐容納商會﹑工會﹑學生﹑民眾各方代表。會議進行時﹐場外仍頻聞槍聲﹐於是有人提出非難﹐認為開槍均由警察大隊所為﹐因而一致要求立即解散警察大隊﹐但沒有結果。

受傷的亞細亞孤兒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体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
參考資料


台灣在經過清朝末期劉銘傳與日本統治,所從事各種近代化建設,使得安定的台灣與動亂不停的中國大陸已經產生不同的歷史發展,而且差距越來越大。
1945 年 8 月 15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結束日本在台的殖民,由中國接管台灣。台灣人起先歡喜地迎接、並期待「祖國」的到來,但是國民政府的接收,卻帶來政治的腐敗、經濟的蕭條,以及越來越惡化的社會治安。因此台灣人從希望的心情,跌進了絕望的深淵。在國民政府接收的第二年( 1946 年),台灣社會經常發生軍警與民眾的衝突事件,隨時都有可能爆發成大規模的流血事件。
終於在 1947 年的 2 月 27 日傍晚,專賣局查緝員到台北市現今的南京西路附近,查獲一名女菸販林江邁販賣走私煙,還用手槍槍柄打傷林婦頭部,使得圍觀的群眾非常憤怒並追打查緝員,慌張中逃跑的查緝員毫無目標地向群眾亂開槍,卻誤殺一名旁觀市民陳文溪。群眾積壓已久的情緒,就好像火山的爆發一般炸開來,衝向警察局和憲兵隊抗議,但卻得不到任何回應。

28 日上午,各地憤怒的群眾湧向專賣局台北分局抗議,並到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沒想到,長官公署用機關槍向群眾掃射,死傷數十人。青年、民眾到台灣廣播電台(就是現在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向全台灣廣播事件的經過,並請求各地的民眾起來響應,因此,衝突事件迅速擴及全島,各大市鎮都發生騷動,出現台灣青年學生、民眾、退伍士兵結合,與國民政府軍隊對抗的局面。
接著從 3 月 1 日到 5 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人推派代表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事件的善後處理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陳儀表面上同意改革,全台各地的騷動才逐漸平息。卻沒想到,陳儀暗中打電報向南京政府請求緊急派兵來台鎮壓。
但是,就在 3 月 6 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的這一天,高雄市卻發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殺害前來交涉的高雄處理委員會的代表,並且派軍隊向開會中的社會人士掃射,造成慘重傷亡。

處理委員會在 3 月 7 日通過著名的「四十二條要求」,其中包括政治改革方案,要求台灣的陸、海軍皆由台灣人擔任。但是陳儀知道南京派來的軍隊即將到達台灣,開始翻臉不認帳,他不再理會先前他所承認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就在 3 月 8 日下午,從南京派來的軍隊到達基隆港,一上岸立即從北到南進行無差別的屠殺,台灣因此社會陷入一片巨大的恐慌之中。緊接著進行「清鄉」的鎮壓行動,進行全台性的捕殺,濫殺無辜的台灣人民,死亡人數多達一萬至兩萬人,這就是台灣歷史上所稱的「二二八事件」。

台灣人民經過了二二八事件的流血大屠殺後,卻緊接著進入高壓統治的「白色恐怖」陰影。更使得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口不但無法癒合,反而在長達二、三十年的「白色恐怖」中隱隱作痛。但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人人聞「二二八」而色變,避而不談,更沒有人敢提起這件台灣的過去。

1987年,正逢228事件40週年,當時台灣還沒有結束戒嚴,由鄭南榕、陳永興與李勝雄等人發起的公義和平運動,爭取還給228事件的受難者一個歷史公道,就這此刻打破「二二八」的歷史禁忌,進而促使政府面對歷史,希望台灣社會能走出歷史的陰影。這樣的平反運動,就在當時政府的壓制之下,經過許多台灣人民的奮鬥抗爭,犧牲了寶貴的生命與青春,犧牲幸福家庭,付出了無數台灣人民的血汗,終於有了今天能夠公開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成果。

五十年前的熱血青年,親眼目睹 228 大屠殺後,又經歷 長達 38 年的戒嚴恐怖,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能在有生之年見到「二二八」這段歷史在台灣,公開紀念,這些阿公、阿媽都高興地流下眼淚。而這段二二八平反運動奮鬥的過程,更具有反省歷史,重建生命的意義。

   當我們回想二二八歷史事件的時候,要緊的是:我們是否能從中得到智慧,記取歷史的教訓?還有,是不是能進一步培養對台灣的誠摯感情,進而促使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相互了解、和諧相處?在面對淒慘的歷史證物,背負著蒙冤受辱的歷史魂魄,我們或許有忍不住的裂心之痛,然而,哭過歷史的漫漫冬夜,我們終究要起來迎接黎明的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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