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民間均未記載 羅貫中原著書名非“三國演義”

　　元末明初，古典作家羅貫中在講史平話、雜劇故事等民間創作基礎上，參考陳壽《三國志》及其裴松之注等史書，編撰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羅貫中這部歷史小說的書名，現在被稱作“三國演義”。其實，“三國演義”並非羅貫中小說原名。
　　
　　這得首先從羅貫中創作時期的文化背景說起。在中國小說史上，古代章回曆史小說最早是由宋元“講史”發展來的，而“講史”藝人所說歷史故事的名目則通常取自史籍原稱。所謂“講史”（一作“演史”）又稱“講史書”，作為宋人“說話”伎藝四家中的重要一家，專門“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講史書”是經過民間藝人加工與再創作的產物，其中有許多虛妄怪誕的成分，同史實相比較則“大抵真假相半”；但是，它取材于史籍，重要人物與基本故事也大體上是依據史書記載來安排的，故而往往直接依原史書來命名，以資招攬聽眾。


《三國志》是羅貫中創作的基礎

　　南宋洪邁《夷堅志》記載：宋孝宗乾道六年，呂德卿等在臨安（今杭州），幾個人一同出門去茶館坐，看見一張紙上寫著“今天晚上講說《漢書》”。於是幾個人大笑起來，說：“莫非班固在這個地方？”可見南宋藝人所說的故事，便直接使用班固《漢書》的名稱。宋元三國故事“講史書”，也有類似情況。保存有宋元社會史料的《水滸傳》，寫燕青與李逵到東京桑家瓦子勾欄裏，也“聽的上面說評話，正說《三國志》”。可見當時普遍地用陳壽的歷史著作《三國志》書名，來稱謂民間伎藝三國故事“講史書”。宋元時三國講史故事是羅貫中編撰其歷史小說的一個重要取材來源，而以陳壽史書名來通稱三國“講史書”的這種習常定名方式，對於羅貫中來說，無疑當有不言而喻的影響。
　　
　　羅貫中這部歷史小說的書名究竟是什麼？由於歷史文獻的缺佚及其小說後來版本題署的紛紜莫是，目前還一時難以斷定。但有一點應是十分清楚的，即原名包含有“三國志”三個字，而不稱“三國演義”。
　　
　　明代許多評論與諸明刻本題署普遍認為，羅貫中小說是依據陳壽史書《三國志》來編撰的。自序作于明嘉靖十九年的高儒《百川書志》，在著錄羅氏小說書名及作者後，評述其內容雲：據正史，採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非俗非虛，易觀易入，非史氏蒼古之文，去瞽傳詼諧之氣，陳敘百年，該括萬事。高儒實事求是地概括了羅氏這部書的顯著特點：一方面，既“據正史”，卻“非史氏蒼古之文”而令人“易觀易入”；另一方面，又“採小說”，卻“去瞽傳詼諧之氣”而其文“非俗非虛”。所謂羅氏“據正史”，主要是指他依據陳壽史書《三國志》。類似高儒的看法，明代一直存在。
　　
　　從書目著錄、公私記載以及早期譯本情況來看，羅氏書名亦不當作“三國演義”。書目是記錄圖書的重要歷史文獻，羅貫中小說的書名已屢見於明代及清初的公私簿錄。阮葵生《茶余客話》卷十六記載：“明時《文華殿書目》，亦有《三國志通俗演義》。”明司禮太監劉若愚《內板經書紀略》著錄：“《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本，二千一百五十葉。”劉氏還說及：“《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群玉》，皆樂看愛買者也”。由以上書目著錄可知，羅氏小說這些版本俱為明刻，書名也都不稱“三國演義”。
　　
　　羅貫中小說的早期譯本書名，也幾乎都不稱“三國演義”。最早外文譯本，是1689年（日本元祿己巳，清康熙二十八年）日僧湖南文山編譯的日文本《通俗三國志》五十卷。其後，日文本有《演義三國志》、《通俗演義三國志》、《三國志演義》、《三國志物語》、《三國志》等等十多種譯本，書名俱未取“三國演義”。法人泰奧多爾‧帕維翻譯出版的法文本，其書名也稱作《三國志》（San Koue’Tchy）。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原書名目前雖還不能完全確定，但是可以說，《三國志傳》或《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志》，也可以通稱之為《三國志演義》。）的可能性比較大。然而，卻不能以“三國演義”作為羅氏原著的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