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被國有化
1910年11月20日清晨6點5分,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在荒涼的阿斯塔波沃德火車站去世。而在幾天前,托爾斯泰和私人醫生靜悄悄地離開了波良納莊園,衝出了他所生存的監牢。托爾斯泰在生命最後時刻的離家出走,一個世紀以來被不斷地詮釋。茨威格後來在薄薄的小冊子《托爾斯泰傳》最後,細緻入微地刻畫了托爾斯泰人生的最後時刻。
1928年的9月,茨威格來到蘇聯參加了由官方組織的托爾斯泰百年誕辰盛大紀念活動。在托爾斯泰去世10多年後,托爾斯泰這位「舊時代」的作家已經被蘇維埃成功塑造為蘇聯人民的精神象徵,成了這個新生國家的集體崇拜偶像。痛恨一切政治體制、崇尚非暴力的托爾斯泰,不出幾年居然成了「局內人」,成了戰鬥的武器,他的所有思想、著作都要接受檢驗甚至消毒。這真是夠諷刺的事情。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紀念托爾斯泰不再有政治狂熱,雖然「托爾斯泰」的名字印在俄羅斯大地各處,但波良納莊園和阿斯塔波沃德火車站回歸安靜甚至有點孤寂,相反在西方,隨著托爾斯泰作品新譯本的陸續推出,重讀托爾斯泰成了熱潮。
托爾斯泰去世後,他的助手切爾特科夫日益活躍起來,作為托爾斯泰晚年最親近的人物,外界對切爾特科夫的興趣甚至大於托爾斯泰的家人。採訪、演講沒完沒了,更重要的事情是,切爾特科夫忙著整理和編輯托爾斯泰的手稿文集,他這個時候也許不會想到,他此後的所有人生都將獻給編輯托爾斯泰文集。切爾特科夫也知道,編輯托爾斯泰全集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他已經得到授權使用所有托爾斯泰晚年手稿,1913年他把手稿全部轉移到了聖彼得堡的科學院,以便妥善保管。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托爾斯泰信徒的發言人是布嘉爾科夫,他在戰爭頭一年就寫了一系列關於戰爭的文章,從監獄釋放之後,他還組織了反戰簽名,簽名者迅速被沙皇的士兵逮捕,幸運的是,大部分托爾斯泰信徒都被釋放了。托爾斯泰信徒在那個時候大概有五千至六千之眾。二月革命之後,搶劫和盜匪開始在莊園肆虐。托爾斯泰的女兒薩莎甚至在1917年9月收到姐姐寄來的明信片,上面說數百名當地婦女和兒童闖入莊園,偷走了所有的蘋果,估計一共有16500公斤之多。這個時候,薩莎只好求助於當時的內政部,幸好臨時政府果然派人保護莊園,最後紅軍出面保護了莊園。托爾斯泰信徒是歡迎二月革命的,他們和布爾什維克的關係也不錯——布爾什維克和革命黨人都傾向於將教會和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十月革命來了,暴力持續了數周,托爾斯泰信徒發出了吶喊:「別再自相殘殺了!」而這個時候,布爾什維克已經掌握了政權。1918年3月,一戰結束,但對俄羅斯人來說,流血暴力才開了個頭。對於已經到來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托爾斯泰信徒們是熱烈歡迎的,他們把它視為托爾斯泰的勝利。
1918年,別爾嘉耶夫的一篇文章說,俄羅斯革命某種意義上是托爾斯泰主義的勝利,而另一位文學大師梅列日科夫斯基則感慨,「托爾斯泰開啟了它,列寧獲取了果實。」不只有俄羅斯人在爭議布爾什維克革命與托爾斯泰的關係,托爾斯泰的英國譯者和傳記作家毛德同樣認為,毫無疑問是托爾斯泰的勇氣和知識的力量、他的坦率和對人民深深的愛,為推翻沙皇統治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一篇美國人寫的文章形容托爾斯泰是「布爾什維克的偉大家長」。
托爾斯泰家族和信徒們開始感謝列寧,這位黨的領袖將整理和編輯「獻禮版托爾斯泰全集」作為這個新生政權最重要的文化事業。這樣艱巨的文化工程落到了切爾特科夫身上,他被委任為總編輯,他可以直接和列寧、盧那察爾斯基商量編輯、出版事宜。他的目標是90卷。到了1918年12月,政府承諾將為這一文化工程撥款1000萬盧布,事實上,這基本上是空頭支票,到後期,切爾特科夫差不多要自掏腰包付薪水給30位編輯。
到1919年5月,蘇維埃政府發佈正式文件,托爾斯泰的家人作為「導遊」可以居住在波良納莊園,但政府不會撥款,托家人只能自己動手維護並保護整個莊園。在紅色的俄羅斯,這個莊園像一個獨立王國,暫時還能維持獨立。這一相對平靜的狀態維持到1921年6月,莊園最後終於收歸國有,在莫斯科的托爾斯泰博物館也同時由國家來管理。國有化的還有托爾斯泰的文學財產,這個時候收集到的托爾斯泰作品共有250萬頁——托爾斯泰在遺囑中放棄所有作品版權,使這些財產為全民所有。
那麼托爾斯泰的家人和眾多托爾斯泰信徒是否會成為新生的蘇維埃政府的特權階層?當然不可能。薩莎首先在1919年被捕,就在莫斯科自己的公寓裡。切爾特科夫這個時候還有一點兒權勢,他馬上致信給契卡頭子菲力克斯·捷爾任斯基,說這肯定是個誤會。薩莎不久就被釋放了。不過第二年,她又被契卡逮捕,被定為反革命罪。她的父親托爾斯泰早在1905年就預言了革命將不可避免地到來,暴力也將橫行,但他沒有想到,他疼愛的小女兒將面臨秘密警察的審判。薩莎在給列寧的信中寫道:「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假如我對俄羅斯有害,將我驅逐出境。假如我對國家有害,殺了我這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有害分子。但不要把我當作可憐的寄生蟲,和妓女、小偷、土匪... ...關在一起。」2個月後,她被釋放了,但她做出了書面保證,不參加公共活動。
既然托爾斯泰的女兒都如此,其他在蘇維埃看來更加無足輕重的托爾斯泰信徒的命運就更加可想而知。1919年年底,大約有100名托爾斯泰信徒遭到槍決,之後,更多托爾斯泰信徒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其中就包括了他們的領袖之一布嘉爾科夫。切爾特科夫從一開始就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後來與列寧會面,雙方都做了些妥協。他期望內戰早點結束,他表示,托爾斯泰在國家和社會重建中將會扮演重要角色,勞動人民將會受到托爾斯泰作品的精神鼓舞,特別是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切爾特科夫當時還想不到,恰恰是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將被作為精神污染物剔除出去。
1920年11月的托爾斯泰逝世10週年紀念成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國家大事之一,政府隆重紀念這位偉人,並把他納入權力版圖,大約有2000人參加了國家紀念儀式。托爾斯泰這個名字,由此被國家化,成為蘇維埃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之一。布嘉爾科夫卻始終沒有妥協,總是不合時宜地批判布爾什維克,所以他未能在儀式上發表演說。後來布嘉爾科夫遭到逮捕,接著流亡海外,直到1949年才回到祖國。
隨著內戰結束,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獻禮版托爾斯泰全集」的編輯工作又重新走上正軌。不過編輯工作並不自由,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命令,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著作不准收入全集。在沙皇年代,托爾斯泰的思想被沙皇政府認為是邪惡的,而此時,他的思想同樣不為新政權所接受。在為托爾斯泰思想消毒的同時,托爾斯泰信徒仍被視為政治威脅。布爾什維克青睞於托爾斯泰對沙皇政府的攻擊,但不能接受托翁對所有政治制度的批判。布爾什維克通過宣傳,努力向人們解釋,托爾斯泰和托爾斯泰主義是兩碼事。
到了1926年左右,「獻禮版托爾斯泰全集」的編輯工作幾乎陷入了停頓,主要原因是撥款遲遲不到位。為此切爾特科夫三天兩頭去和大人物會面要錢,最後全集還是沒能趕上1928年的托翁百年誕辰。1928年的托爾斯泰百年誕辰成為蘇聯的國家大事,那一年全國舉行了幾百項相關活動,相關部門還教導人民如何閱讀、鑒別托爾斯泰思想,對於托爾斯泰的評價嚴格遵循列寧在1908年寫的那組評價托爾斯泰的文章,比如《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等。1928年9月9日《真理報》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評論文章,評論懷疑出自斯大林之手,文章說布爾什維克選擇了暴力革命,將宗教視為人民的鴉片,而一位飽受讚譽的作家並不理解無產階級革命。
「獻禮版托爾斯泰全集」直到1930年只出版了2卷,那一年切爾特科夫已經76歲了,資金依然捉襟見肘,他所有的積蓄都耗盡,他又給斯大林寫信,同樣沒有回音。列寧生前曾說,托爾斯泰全集應該收入托爾斯泰的所有文字,不做任何刪改,審查是沙俄時代的事情。但到了斯大林時代,列寧的話不作數了。1936年,切爾特科夫去世,72卷的「獻禮版托爾斯泰全集」準備開印,但最後只印了其中的29卷,等到出齊全集已經是1958年了,斯大林死後。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出現在「獻禮版托爾斯泰全集」中,但常年被禁止以其他形式出版。
在托爾斯泰去世後的最初幾十年裡,蘇聯通過各種方式將托爾斯泰這樣一位世界的社會異議者,成功塑造為俄羅斯民族的化身。1941年的列寧格勒保衛戰期間,《戰爭與和平》的故事通過廣播被傳頌,鼓舞士氣抵抗納粹。同時,25輛卡車來到莫斯科的托爾斯泰博物館,將所有托爾斯泰文物轉運到西伯利亞。戰後,托爾斯泰成為蘇聯的象徵,幾代學生都是讀著官方指定的托爾斯泰作品長大的,在這個國家各個地方都有托爾斯泰的塑像和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1960年,官方隆重紀念了托爾斯泰逝世50週年;1978年,政府又高調紀念托爾斯泰誕辰150週年。1991年,蘇聯解體,一個名為「托爾斯泰教會」的組織馬上登記成立,這在蘇聯時代是無法想像的。也只有在那之後,作為意識形態的托爾斯泰才從政治生活中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