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萬三並非死於朱元璋之手
沈萬三這個名字最廣為人知,但在《明史》裏,他叫沈秀。在孔邇《雲焦館記談》、蔣一葵《長安客話》裏,他叫沈萬山,而在《周莊鎮誌》及各種墓誌銘裏,他還有沈進、沈富、沈萬三秀等諸多名字。哪一個正確呢?對照起來看,沈富,字仲榮,這個名和字,比較可靠。沈進、沈萬山之類的名字,無非是後人讚美他經商有成、財富如山罷了。綜合明代學者楊循吉《蓬軒別記》和《明史》的說法,沈萬三秀這個名字應該是綜合了其本名、「行三」和朝廷戶籍制而成。
「秀」,在明代,是階層等級制的一個劃分。明初沿襲元制,將百姓分為哥、畸、郎、官、秀五等,秀是最上等。其中又按財富多寡再分若干等級,「富者,謂之萬戶」,沈富恰好行三,又分在「秀」的第三等,於是有了「沈萬三秀」之名。馬皇后口中的沈秀,顯然是官方對小民習慣上的稱謂,相當於「姓沈的富商」,如此而已。
地方誌和墓誌銘顯示,沈萬三並非明朝人。關於沈萬三的傳說非常多,如扳魚得聚寶盆、洪武皇帝搶奪聚寶盆等。至於說他跟朱元璋是把兄弟,這已然不是傳說而是戲說或惡搞了。信史裏則有沈萬三參與修築南京城牆,主動犒軍,惹惱了朱元璋,虧得馬皇后說情,才發配雲貴的說法。由於《明史》乃清人所修,我們信歸信,得多留個心眼才好。
稀奇的是,有些地方誌和墓誌銘卻顯示,沈萬三並非明朝人。成書於乾隆年間的《吳江縣誌》裏說:「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秘從海道運米至燕京」。史料源自明人莫旦撰寫的《吳江誌》。當然莫旦自己似乎缺乏自信在文後加了存疑的註釋。在《周莊鎮誌》裏,沈萬三似乎還有一個兒子叫沈榮。如果沈榮確是沈萬三之子的話,他的墓誌銘倒是可以作為莫旦的證據,其墓誌銘說:沈榮死於明洪武九年(1376)秋八月,享年71;(其子)沈森與父親死於同年,享年48。也就是說,1368年朱元璋稱帝時,沈榮已經62歲,如果他是沈萬三的兒子,那麼沈萬三起碼80多歲了,又如何跟朱元璋稱兄道弟、發生那麼多糾葛?
關鍵在於《周莊鎮誌》的記述本身矛盾太多,使我們無法相信它的真實性,也就推翻了沈萬三生於元朝,死於元朝的說法。倒是沈萬三的親侄子沈漢傑的墓誌銘給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說沈家獲罪,是在洪武15年,流放地是雲南。雖然時間上與《明史》有出入,但從一個側面能夠說明沈萬三是經歷過明王朝創立的,說他是元末明初人,當不為錯。
沈萬三是否在南京居住過,沈漢傑的墓誌銘做出了否定回答,這與信史記載是截然相反的。如此不但讓明人郎瑛《七修類稿》中所說的南京會同館是沈萬三的故宅、玄武湖是沈家後花園的說法,失去了可信度,也使得《明史》中沈萬三參與修築南京城牆、犒軍等等變得脆弱起來。誰對誰錯,不好說。借亂世,起於「農本」成於「金融」發於「外貿」?沈萬三擁有置石化金的聚寶盆?當然不可能。
其財富積累的過程,按照《周莊鎮誌》的說法,莫外乎三種,一是靠種地發家,二是外財相助,三是搞外貿。其中的所謂外財,是指蘇州富商陸德源以巨額財富相托:「沈萬三秀之富得之於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 ...盡與秀」。楊循吉《蘇談》中支持了這個說法:「元時富人陸道源,皆甲天... ...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資產付之」,「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前文中說了,由於缺乏信史依據,我們只能姑妄讀之信之。
實際上,如果聯繫到元末明初那個混亂的時代背景,也不難窺測出沈萬三發家的大致脈絡,斂財途徑可謂多多。其一,戰亂時期,百姓流離失所,土地大多荒蕪,沈萬三藉機擴占無主之地或有可能,通過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終於擁有了不少的良田,攫取了第一桶金,此所謂「農本」;其二,元末盛行高利貸,沈萬三或是通過廣放高利貸,從而迅速致富,此所謂「金融」;其三,元末無海禁,海商往來頻繁,沈萬三可能充當了徽商與海外之間的貿易橋樑,此所謂「外貿」。借亂世,起於「農本」,成於「金融」,發於「外貿」,最終成就了沈萬三之大地主兼巨商的傳奇。如果「陸氏贈財說」有史料依據的話,也只能說明沈萬三善於理財而已,不足稱道。
沈萬三由盛轉衰,不能繞過「在商言商」如今的劇評家、學者等都在紛紛撰文,期望通過沈萬三的故事,告訴人們一些道理,有贊其勵誌的,有責其炫富的,也有誇其為富守仁的,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竊以為,就傳奇而言,探討沈萬三由盛轉衰的濫觴,不能繞過「在商言商」四個字。熟悉《明史》或讀過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朱元璋兼併吳地、打敗張士誠,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吳地富商百姓對張士誠的傾囊相助。
由此,朱元璋對江南商民恨之入骨,曾課以重稅。在這樣的政治氣候裏,作為商人的沈萬三應該明哲保身,「在商言商」,才是他的公共表達,對其他的任何事,可以不表態、不參與、不反對,恐怕才是理性選擇。可惜他過於高調了。蘇洵曰:「賂權而力虧,破滅之道也。」至高無上的皇權,不可比肩的帝王尊嚴,朝廷基石的軍隊,焉是一個匹夫商人所能左右和冒犯的? 文/趙炎